【苏俄风情】命运的轨迹:哈尔滨往事(II)

原创 Macrooz 苏俄风情 3天前

近几年,“纪念”国际协会口述历史及传记中心致力于收集苏联政治镇压历史的口述证据。

载入苏联历史各个时期的俄国哈尔滨人的家族史,有着一系列的典型特征,同时,也烙印着特殊的痕迹。2007-2008年,我们记录了1935-1955年间回到苏联的前哈尔滨人的几篇访谈(“命运的轨迹”项目:俄国人在中国。1917-1955年)。这些访谈是在莫斯科和叶卡捷琳堡进行的。他们是出生在中国城市哈尔滨的最后一代俄国人。最后一代见证者。他们回忆的特殊性在于,哈尔滨这座城市,同时既是他们童年的幸福记忆,也是影响到他们之后生活的暗斑。这一履历上的事实在1937年成了他们家族生死存亡的直接威胁,并且,随后很多年,对哈尔滨的记忆成了他们的秘密和禁忌。这一项目涉及到这些人迁居到哈尔滨并且在1935-1955年间离开这座城市的回忆。本文中使用了访谈中的部分内容。

纳塔利娅 谢尔盖耶夫娜 斯塔里诺娃1924年出生在哈尔滨。父亲谢尔盖 费奥多罗维奇 谢柳金(1892-1937),曾是“粮食出口”的总会计师。母亲伊琳娜 马尔克扬诺夫娜 谢柳金娜(婚前姓布林诺娃,1899-1983)在中东铁路管理局作会计工作。纳塔利娅 谢尔盖耶夫娜的父母是在哈尔滨相识、结婚的。纳塔利娅从1931年开始在哈尔滨的普通中小学和为苏联公民开办的中等音乐专科学校学习。1935年与父母一同回到苏联哈尔科夫。1937年10月父亲被捕,11月母亲被捕。纳塔利娅被送到儿童临时收容分配站。1937年12月母亲的妹妹将她带到奥伦堡。1943年,纳塔利娅中学毕业考入疏散到奥伦堡的哈尔科夫医学院。半年后去了塔什干,考入疏散到那里的列宁格勒音乐学院。1944年,她返回奥伦堡,在音乐学校任教师。2002年迁至莫斯科生活。

我出生在哈尔滨。我父亲和母亲是职员,但总的来说,他们俩人都来自农民家庭。爸爸原籍在喀山附近,妈妈来自弗拉基米尔州。怎么到的(哈尔滨)?妈妈是她姐姐带过去的。他们家有十个孩子。我记得是1910年,妈妈的姐姐嫁给了在中东铁路工作的谢尔盖耶夫。就这么把妈妈带到中东铁路去了。她当时还是个小姑娘,还是个孩子。把她带过去,就住在那儿,在那儿上的学,后来出嫁。爸爸怎么去的,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不能问的。如果是现在,我当然会跟大家去了解所有细节,但当时是不能问的。何况,我们家是这样一种家庭,怎么说呢......嗯,话不多的家庭,还是这么说更准确。当然,最让人伤感的,是后来我羞于问妈妈。有一次我们聊天的时候,提过一句,说爸爸曾在白军服役。军队撤退的时候,大概,撤到西伯利亚、远东,他似乎是和谁一起去了哈尔滨。对父亲,再多我就不知道什么了。因为羞于去问,我甚至不知道他何时生人,我是指月份和日期......

爸爸和妈妈是中等收入水平。我的童年,我回忆起来,当然是最幸福的,因为我们家很和睦,按现在的说法。但当时我们没去想是和睦还是不和睦。不过是互相爱着。

哈尔滨童年的片段当中,我能回想起日本人进来。1932年,城里来了日本人[1]。现在,当我看电视播放检阅队伍的时候......中国人——队列整齐、穿着漂亮,他们那么帅气、身材那么修长地行进着。我就能想起中国人从城里撤出去的那一刻。穿着破烂不堪,穿着棉裤、棉袄,什么都是脏乎乎的,没人照料。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从我们家门前经过的时候跑起来。似乎,路就那样。他们扔下步枪,在我们的篱笆附近扔的......手榴弹、随身带的武器装备。都是脏兮兮的,补丁摞补丁,扔下就跑了。这个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尤其是现在,你会想,中国人,他们可真是好样的。这个人民让人惊讶。令人惊讶的善良,富有同情心、殷勤好客。当然,曾经没有文化,但是聪敏的人民,智慧的人民。把我们在30年代看到的,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对比,当然是天壤之别。

日本人来的时候,学校就关闭了,日本人开始发号施令。比如,我记得,开了神学课。可因为我父母是无神论者,不管怎么样,他们是这么认为的,爸爸说:“不,我们不去学神学。”就给我请了老师,我在家学。从自己的学校生活当中我记得的片段是,一辈子唯一一次坐人力车去学校的事。至今我还有当时的那种感觉。您明白吗,我从这辆人力车上下去。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让别人拉着我。就是这种感觉,赶紧从人力车上下去,我到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当时下着小雨,爸爸对我说:“别下来,坐人力车去。”好吧,一辈子就这一次,后来再没坐过。

我还能想起,去过对俄国来说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旅顺。我们在电岩炮台上照了相。当然,还有大连(“远方”是俄语的说法)和青岛。这些都是特别好的休息的地方。美妙的大海、美丽的周边,当时周围环绕着漂亮的花园和公园。尤其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从大连去往青岛的道路。我现在,在我们跑在我们的路上的时候,甚至还能想起三十年代的公路!让人惊叹!就是说,车子跑在路上,没什么声音。那么平整的道路,完全可以睡个觉,因为太平稳了。

很多事和松花江有关,因为夏天是漫长的。我们出去了一个月,其他时间就在松花江上度过了。那里有江湾,爸爸教会我游泳。所以,我与松花江有着非常温馨的回忆。

有一次我们在梅利哈别墅休假。它在哪儿?我现在很难说清楚,似乎是在大连附近。那个时期哈尔滨有红胡子的,就是土匪,他们劫持人质,然后索要赎金。而且,如果赎金不能按时交出来,可能会把一只耳朵或者手指装在信封里寄给人质的父母。当时非常有名的钢琴家,他们就把他的手指寄出去了。总之,就是有这么可怕的事。

别墅在山上。红胡子也在山上。有一天妈妈和爸爸乘车出去了,这个时候有中国人骑着驴子过来,说:“走,到山上逛逛吧。”我就和他们上山了。您能想象出来吧,爸爸和妈妈回来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

“小姑娘在哪儿?”(这是说我和另一个小朋友)

“她们,”这些人说。“和中国人到山上逛去了。”

妈妈自然是昏过去了,爸爸立刻出去找:在哪儿?怎么回事?去哪儿了?啥样的中国人?哪儿来的中国人?过了段时间,我们自己乐呵呵的回来了。当然,挨了顿好揍。这个心境我总是能想象出来。妈妈的那种心情。当然,这是在小时候才能想得出来!

童年的回忆还有什么?当然还有音乐课了。我、麦卡和斯拉乌茨卡雅(斯拉乌茨卡雅是我们的领事的女儿),我们仨在苏联公民中等音乐专科学校跟叶夫根尼娅 米哈伊洛夫娜 费尔曼格利肯学习。叶夫根尼娅 米哈伊洛夫娜是彼得堡音乐学院毕业的。过了60多年,我和麦卡在莫斯科相遇了。完全是偶然。那是在1998年。我从奥伦堡去了莫斯科参加中东铁路一百周年庆典。在这个节日庆典上,开始我谁都没看到。哪怕是看到了,我也认不出来。但我问了:“这里有没有谁在哈尔滨的中等音乐专科学校学习过?”结果是没有。第二天,一个女人走过来跟我说:“您是谢柳金娜?您的同学想和您见一面。”我就说:“是谁呀?”她就把我领到麦卡面前。哎呀!您能想得到吗,怎样的会面啊!过去六十年了!

我记得,我们一直都是租私人房子住的。当然,我们那儿富裕的人也不少。但领导都有自己的住房,比如,铁路局局长。还有公产房。斯拉乌茨基家是栋独立的小楼,他们住在大使馆里。大多数人是租房住。

有一次,我们和中国人作了邻居。我们占了房子的一半,另一半是中国人。在那儿有我最好的女友熊苔。我们这些俄国人,怎么都学不会汉语,可我的熊苔能讲俄语了。开始当然是用手指头或者肢体动作解释了,后来她就能讲俄语了。当然不是太好,可毕竟我们已经能更自由的互相解释了。

有一次,我们和中国人住一栋房子的时候,我们家有只小狗。栅栏门上写着,院子里有恶犬。就这样,一个中国人,是个叫花子,走进栅栏门儿,小狗就把他的裤子撕烂了。本来就很破烂,加上狗又把他的裤子扯碎了。他就坐在门廊附近,说:“我哪儿都不去了。”他要什么,是新裤子,还是钱,我也不明白......父亲怎么都不想满足他的愿望,因为那儿写着呢,有恶犬。而且还画着一条凶恶的狗。可他不懂,不认字。简单点说吧,他坐了一整天,但最终还是爸爸,我记得,给了他些钱。您知道吗,有这样的小片段,让人记忆深刻。

唯一最持久的印象,是中国人很善良、容易信任别人。比如,他们每天送来绿叶菜、牛奶。没有钱,那就“过后再给”。可我们这儿住过形形色色人。有的时候人走了也没付清帐......他们非常信任别人,还很热心。所以,我对哈尔滨有着最好的印象。当然,还有无忧无虑的印象。

我还没说,我们文化上的事。我们那里有铁路俱乐部。铁路俱乐部是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心。那里有音乐会、讲座、会议。当然,会议我没参加过,但去听过音乐会。我记得,我这辈子的第一场歌剧就是在那儿看的,在铁路俱乐部。是根据阿列克谢 托尔斯泰的作品改编的《艾丽塔》。讲火星人的故事。火星人有两根手指,就是这么长长的。总之,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剧。那里来过我们特别卓越的大师级的俄国人:夏里亚宾、亚莎 海菲兹。我看过海菲兹的音乐会。所以说,文化生活很充实,但大多是与俄国人的巡回演出相关。

1935年,铁路卖掉了[2],大家都开始离开中东铁路,这是第一次浪潮。因为爸爸是重要的财务工作人员,他们提议他或是去上海,或是去美洲。但爸爸选择了俄国。所有东西装上集装箱就走了。在反击站,我们坐在那里等火车的时候,一个铁路员工说:“只要斯大林还活着,俄罗斯就不会有面包。”可我记得,那时候在俄罗斯面包没有紧缺,因为我们到的时候,什么都有。

然后是冬天站,非常漂亮的车站。我们走的时候已经是十一月,全都是雪。火车走了十天十夜。当然,贝加尔湖让人印象深刻。我不知道,现在铁路通过哪里,当时,这是火车,这就是贝加尔湖。水是真干净啊。贝加尔湖的美,记一辈子!

爸爸去了莫斯科,取分派令,他们又邀请他到莫斯科工作。可他说:“这里太闹,这么多车子。不,我不想呆在莫斯科。”我们就去了哈尔科夫。在哈尔科夫,爸爸在高加索矿泉水分装厂的事务所作总会计师。我们又是租住在个人的住房里。一直到最后。我去上学,考上了音乐学校。他们把我安排在六年级。正巧,我们从哈尔滨走的时候,我的老师叶夫根尼娅 米哈伊洛夫娜写了一封非常好的评价,而且说,她要去列宁格勒,只要一到,就立刻叫我到那里去。因为她觉得我有光明的职业音乐前途。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是啊,也许,也是那种。简短地说,没和她联系上。

我们到了哈尔科夫的时候,爸爸还和哈尔滨的格力沙,就是格里戈里 加夫里洛维奇通过信。有一封信里,爸爸很委婉、隐晦地写过,让格力沙叔叔好好收拾收拾自己的小花园子,长话短说,就是别回来。当然,没这么直接写,但暗示了。因为他们让大家都离开哈尔滨......最终,留在那里的俄国人很少,当然,都是没地儿可去的。

我作为父母唯一的女儿,他们完全把我保护起来,远离世上的一切。他们当着我的面,从来没聊过政治话题,我记得,什么都没解释过。整个环境已经很清楚了。比如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被逮捕,另一些人......。这我已经知道了。

他们逮捕父亲的时候,1937年逮捕他的,是10月6号,已经是逮捕人的风潮,别人对他说:“谢廖沙,快,赶紧走,哪儿都行,去个闭塞的地方,或者去哪儿都可以,但得赶紧走。”可他说:“为什么,我什么错都没有,怎么就该走呢?”瞧,他就是这么自信。如果他什么过错都没有,为什么逮捕他?于是他拒绝了。6号就把他抓去了。财物充公。我躺在床上。父亲走到我跟前道别,说:“我很快就回来。”就是从这个10月6号开始,更准确地说,从第二天开始,妈妈就开始去监狱。我也跟着去。在冷山上有所监狱。我们去那里,绕着监狱往小窗口张望:也许,不定在哪儿能看到父亲。可什么都没看到。

11月18号,逮捕了母亲。也是深夜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查封了。把我送去了儿童分配站。就类似儿童之家,只是还要糟糕。从分配站把孩子分别送到各个儿童之家。我在那里呆到12月份。就是说,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才决定,把我分配到哪里去。对儿童收容站我的印象是个黢黑的贫民窟。我唯一记得的,是非常暗的房间。而且,这样的气氛就像最差的澡堂子。棚顶上微微亮着灯泡。我记得,我和另一个小女孩睡在一张床上,因为收容所人满为患。除了这间暗房子,到处都这么阴暗,我什么都不记得。我只有一种黑暗的感觉......这种真实的黑暗,和心里的黑暗,因为孤身一人,没有了父母。

我父亲的姐姐杜妮娅姑姑和她的孩子亚历山大和阿尼娅比我们回来得晚,是在1936年。她在哈尔滨安葬了姑父米佳就回来了。他们拿到了到奥伦堡的分派令,通知了我。简单地说,12月份,杜妮娅姑姑的女儿来领我,把我带到奥伦堡。接下来,我一辈子都是在奥伦堡度过的。在这儿接受我入共青团,大约是在1938或者1939年的样子。

我记得,我打算上吊,因为团证丢了。我知道,按习俗,死要干干净净的。我洗了地板,就找到共青团证了。在小碗橱下面。命不该我吊死!瞧,这就是我记得的,因为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高尚的。共青团和一切。

我还想说,我那么多年是人民公敌的女儿,但这期间在任何地方从来都没感觉到对我的敌视和戒备。遇到的都是好人。1937年我回来,去中等音乐专业学校的时候,立刻就接受了我。那是在年中!我作党组织书记的时候,在我的档案中翻找,原来,这半年其实是绝对不准许我学习的。我看到正式把我列入学籍是在1938年,9月1号。也就是说,所有的老师跟我工作都是没有薪酬的。您明白吗?我只是想强调,有太多的好人了。换到现在,没人会免费教我。

妈妈蹲了九个月的监狱。过了九个月,把她发配去了哈萨克斯坦咸海布贡岛[3]。她在那里的渔业工厂工作,在加工车间。您能想象吗,她的手什么样?而且,她这辈子从来没干过这样的活儿......她起初分割、清理鱼,后来,他们得知她完全就是个有知识的人,有专业知识的时候,就让她去了办公室。她在那里的五年时间,已经是在办公室工作了。甚至更久,因为战争开始了。她直到1943年才到了奥伦堡。就是说,六年。

1939年冬天,我到她那里去。坐火车去的。卡梅什雷巴什[4],有这么一个车站。可从这个卡梅什雷巴什去岛上要骑着骆驼从冰上走。就这样,我骑着骆驼去了。头一次。后来我每个夏天都到她那儿去。

1942年,我从普通教育中小学毕业,1943年,从中等音乐专业学校毕业,我和几位女友去了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当时这所学院疏散到了塔什干。我们到了塔什干,考进去了,可我,很遗憾,只学了一年。很艰难。简单地说,没承受住。战时,您知道是怎么吃饭的吗?从早晨开始,半公斤面包。趁走到音乐学院,半公斤都吃了。到了,学习——午饭。去食堂:一盘子清汤清水,上面漂着五颗麦粒或者还有其他什么东西。第二道菜是青柿子。晚上有啥?晚上是白杆纸烟。怎么学习?没有乐器。音乐学院给的时间,或者从一点到三点,或者从三点到五点,或者从五点到七点。就这么学了一年,但没坚持下去。太弱了,很虚弱。1944年我返回奥伦堡,在中等音乐专业学校和学校里工作了45年。作了通用钢琴教师。作过钢琴音乐指导。直到最后。

莫斯科,2007年2月

纳塔利娅 斯塔里诺娃 口述

阿廖娜 科兹洛娃 记录

Macrooz译

原文注释:

[1] 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领土,1932年建立满洲国。

[2] 1935年苏联将中东铁路出售给了满洲国政府。

[3] 布贡村位于距卡梅什雷-巴什湖不远的锡尔河三角洲上。

[4] 卡梅什雷巴什,为卡梅什雷-巴什湖沿岸的南哈萨克斯坦州的村庄及铁路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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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彭,远东文化研究学者,远东网联合创始人,哈尔滨露西亚文化沙龙创始人。哈尔滨俄侨瓦莉娅的学生,大话哈尔滨后援团成员。微信:ALKXYF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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