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警惕】1955年,成都一银行女职员写信检举亲哥,破获男扮女装特务案

野史日记
04-05 ·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1955年夏天,一场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在全国拉开序幕,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收到一封特殊的检举信。

这封检举信出自成都市一位银行女职员之手,她要举报的人也很特别,是她的亲哥哥,名为万国雄。

她在信中表明,自己的哥哥在解放前是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之所以要写这封举报信,是因为他在就读期间,曾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组织,做了很多坏事,本以为他出逃台湾,没想到家里却接到了一封与他有关的神秘来信。

年轻银行女职员旧照

检举信中的内容完全属实,万国雄18岁时进入中央大学就读,并参加三青团组织,而且在组织内担任训练股长,并于次年加入国民党。

在此期间,担任了所谓的“中国学生报”的社长,专门从事反动舆论宣传,影响极坏。他又积极主动参加了当时的一个特务组织——“学生小组”,利用自己的身份,不断地调查进步学生,殴打进步学生,参与血腥镇压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正义学生运动。

提及万国雄的名字,当时中央大学的进步学生都知道他的名字,对他的罪行也都知晓,只不过万国雄很狡猾,在南京解放时,这个反动特务没有被绳之以法,而是悄然失去了踪迹。

1955年,万国雄的妹妹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一名共青团员,她深知哥哥的罪孽深重,只有勇于面对,才能获得重新生活的机会,只是苦于无法联系上哥哥,一直没能获得帮助他重新做人的机会。

当肃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后,万国雄的妹妹突然想起,在1953年时,家里曾经收到过一封来信,写信人的署名叫王秀娟,但是信中的内容,却是以自己哥哥的口吻所写,他在信中写道,自己在上海,一切安好,请父母不要惦记,不要牵挂。

哥哥曾是国民党员,销声匿迹后,家里人一直以为他已经逃到台湾,此刻却来信声称自己在上海,并且在信末署了一个陌生女人的名字。

这一切,让万国雄的妹妹倍感蹊跷,赶紧写下了这封检举信,举报自己的哥哥,完成了大义灭亲的壮举。

这封检举信的出现,给了上海侦查员一个全新的线索,牵出了一桩男扮女装的特务案,在当年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

那么,万国雄此刻究竟身在何处?他给家人的信中,署名的王秀娟又是何人呢?

这桩曲折离奇的案子,曾有侦查员一度跟进数年,却一直没能取得突破,直到这封检举信出现,才牵出了最新证据,促使案件成功破获,捉到了隐藏极深的男扮女装的特务。

公安局正在执法

提及这段往事,还要从开国大典前的上海市霞飞路说起。

彼时的霞飞路,即是解放后的淮海中路,对上海市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淮海中路附近居住的人群,不是中产就是精英,这里平时很热闹,时髦男女都喜欢在这里购物。

1951年,雁荡路55弄迎来了一对姐妹花,个子高些的女郎名为王秀娟,而个子矮一些的女郎名为陈筠白,二人在雁荡路55弄6号楼的3楼合居一室。

王秀娟身材高挑,经常穿着一身修形的旗袍,她的高跟皮鞋,每次在回家时都会踩得楼梯嘎嘎作响,引起邻居们的注意。

即便是走在淮海路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王秀娟也总能脱颖而出,成为最吸引人的那一个,无论是时尚的波浪长发,还是手中的精巧的坤包,都无时无刻的散发出女性风韵,引得不少街边的男摊主侧目,女摊主嫉妒,久而久之,他们都称她为王小姐。

王秀娟在雁荡路55弄很拉风,却很少见到她与其他人出双入对,除了合居的陈筠白以外,几乎没见她与谁同行过。

她平时也不做早饭,每天早上都是匆忙出门,在固定的大饼摊买一根油条和两个大饼,她不似其他客人,坐下来边喝豆浆边吃,也不似上班族们,拿到食物后边走边吃,她总是拿到食物就匆匆离开,却绝不肯在走路时吃上半口。

对此,大饼摊上的小师傅最是了解,因为王秀娟身材好,穿着时尚,每次来买早餐,他总是忍不住多看几眼,观察得多了,自然也就注意到了她一些特别的地方。

1953年夏天的一个清晨,王秀娟如往常一样来到大饼摊前,点了一根油条和两个大饼。许是天气太热,王秀娟当天穿的旗袍,领子最上方的纽扣没系,露出一截脖子来。

大饼摊的小师傅正好看到,却惊讶地发现,在王秀娟的脖子处,竟然有一个隆起的喉结,难道王秀娟是男人?他为什么要打扮成女人的样子呢?这一发现,令小师傅疑窦丛生,而王秀娟对此却浑然不觉,并不知道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她的秘密。

大饼摊老照片

大饼摊的小师傅虽然发现了王秀娟的秘密,却并不敢轻易下定论,因为王秀娟高高耸起的前胸,让他有些迟疑,生怕自己搞错了,但他对王秀娟的注意,比平时更多了。

终于在一天清晨,他特别注意的王秀娟,再次露出了破绽,小师傅心中的疑惑也随之变为警觉。

原来,王秀娟无论多热的天,都会身着旗袍,让人看不清她的身材,但是这天早上,或许是因为她比较匆忙,并没有整理好长筒丝袜,露出来一截腿,腿上长满了黑黑的腿毛。

这样的一幕,让小师傅几乎可以确认,面前这个身材姣好,女人味十足的王秀娟,其实就是一个男人!

他收摊以后,立即向淮海路派出所的户籍警反应此事,户籍警也认真负责地记录在案,将王秀娟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彼时,在多年宣传的作用下,类似于小师傅这种高警惕性,已经非常普遍,就类似于战争年代的军民一心,一旦身边出现什么可疑行径的人或事,他们就会积极向民警举报。所以,王秀娟的蹊跷行为,小师傅会第一时间发现并举报,其他人也是如此。

另一个发现王秀娟有问题的人,是治保主任沈大妈,就在大饼摊的小师傅检举王秀娟之后一星期左右,沈大妈也发现了王秀娟的异常情况。

那一天,上海市雷雨加大风整整持续了一个上午,直到下午才风平浪静,雨过天晴之后,路面上出现了大小不一的水坑,引来数名小朋友嬉戏,他们在玩耍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女士用的胸罩正躺在弄堂的地上。

一个小朋友见状,开始怪叫起来:“谁家的胸罩?”

另一个小朋友见状,好奇地抢过来观看,发现这个胸罩与正常的胸罩不一样,胸罩内部被塞满了棉絮,外面用绸布缝了起来,本来孩子无法发现,但因为绸布磨损严重,又经历了风雨,此刻已经破裂,孩子这才看见其中的棉絮,巧合的是,这位小朋友对此有了解,知道胸罩内填充棉絮意味着什么,就用竹竿挑起胸罩,边跑边喊:“这个女人假装大胸,里面都塞满了棉花,是假的。”

拿竹竿的孩子四处乱跑乱嚷,其他的孩子就跟在身后起哄,嬉闹声很大,引起了治保主任沈大妈的注意,她见到孩子在玩胸罩,立刻凶着脸走上前,吓退了几名孩童。

沈大妈拿起了这个特别的胸罩后,心中也有了疑惑,毕竟当时不比今日,女人们打扮都很朴素,很少会有女人带胸罩,更别提这种填充了棉絮撑场面的特殊物品了,她也很好奇,它的主人究竟是什么谁呢?

上海大妈旧照

沈大妈思索片刻,准备先找到失主,于是,冲着楼群高声喊了一句:“哪位大姐晾晒的胸罩被大风刮下来了, 快来居委会取。”

为了确保每个人都能听到,沈大妈多喊了几句,终于有一位高挑的女郎,从6号楼走下来,对沈大妈说:“沈大姐,是我丢的,被风刮下来了,不好意思,谢谢你。”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王秀娟,沈大姐心中本来就有疑惑,此时见到有人认领,就顺便多问了一句她家住几楼,当得到“住3楼”的回答后,沈大姐就不再多言语了,将东西还给她以后,转身离开了。

沈大妈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找到了户籍警,将今天发生的事情进行了汇报。

户籍警先后接到两人对这位叫王秀娟的女郎举报,已经察觉事情的严重性,他特意翻阅了雁荡路55弄6号3楼的户口,获得了一些关于王秀娟的信息。

不过,对于王秀娟的记载很少,只知道她是在1951年,从基督教青年会女子部宿舍迁来的,但是她之前住在哪里,过去做过什么,都无从得知,户籍警最后决定,先将王秀娟作为重点人口控制起来。

1951年,正是大镇反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之际,许多的特务恶霸、散兵游勇、反革命分子等在这一年被清理,也有一些漏网之鱼,四处奔逃,隐匿下来。

王秀娟来到雁荡路55弄的时间,正好在此期间,她的情况被大饼摊的小师傅和沈大妈同时举报以后,立刻得到了重视,关注此事的人不仅仅是户籍警,还有一位名为余存熹的侦查员,对此也极感兴趣。

余存熹的身份是侦查员,他此次下到卢湾分局淮海路派出所,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调查研究,深挖潜伏特务。

余存熹高中毕业,这才当时绝对是高文凭的人才,这样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非常抢手,各个单位都想争取他,而他也有自己想去的单位,那就是能够完成他科学报国理想的机电局。

公安局局长杨帆在招人的时候犯了难,因为公安局在当时并不受欢迎,甚至被戏称为“三红”部门。

所谓的“三红”部门,指的是公安局的工作:掰掰红绿灯、拿拿红簿子(户口内册)、开开红 车子(消防车),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讲,吸引力不大。

但杨帆局长毕竟是有真本事的人,他在招人的时候,没有谈具体工作和规章制度,而是给大家讲了一个刑侦故事。

普陀区曾经发生过一件案子,当时妇联主任三八妇女节在空地上做报告,上空突然飞来一个装有硫酸的瓶子,将她的胸口处灼伤,由于瓶子飞来的方向是一栋楼房,无法判断瓶子是从何而来。

但是,公安人员在电线上找了一处瓶子下落时产生的痕迹,根据角度计算,很快找到了一户人家,经过调查发现,这户人家果然住了一个外地人,盘查过后,发现他就是一名隐藏的特务。

杨帆局长的话,引起了余存熹的极大兴趣,他也因此改变了选择,放弃机电局,进入公安局。

公安老照片

余存熹就是这样一位对破案有着巨大执著的人,他对破案的兴趣,要远超过其他目标。当他发现王秀娟的报告时,直觉告诉他,这个王秀娟一定有问题。在请示了科长钱明汇后,得到了肯定答复:“对外严格保密,悄悄调查, 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

余存熹手上的资料,只为他提供了一个线索,王秀娟在来此之前,曾在基督教青年会女子部宿舍居住,他打算以此为突破口顺藤摸瓜,先暗中查出王秀娟的来历。

基督教青年会女子部宿舍所在地,属于南京路派出所的辖区。次日,余存熹和同事杨文元抵达南京路派出所,查到王秀娟在迁来基督教青年会女子部宿舍之前,迁来地竟然在上海交通大学女子宿舍。

余存熹追踪到交通大学保卫处后,发现王秀娟在上海交通大学女子宿舍只是临时居住,她居住的时间,正好是寒假期间,而介绍她进入学校居住的人,是一名姓陈的大学老师,经过查证,陈老师与王秀娟的关系也不深,只是见她无依无靠,心生怜悯,帮她找一个临时住所而已,至于她的真实身份,从何而来,陈老师一概不知。

如此一来,通过迁来地寻找王秀娟的线索就此中断,但余存熹没有就此放弃,反而觉得这个王秀娟的问题,越来越大。

余存熹马不停蹄地赶回基督教青年会女子部宿舍进行调查,经过询问得知,王秀娟在此地居住了大概一年时间,平时与同宿舍的陈筠白交好,二人经常在一起。

陈筠白在解放前是一个商人的老婆,商人比她大了十几岁,她为商人生过两个孩子,物质生活比较富足。但她不久前与商人离婚,之后的日子就举步维艰了,为了维持生计,她不得已沦为私娼。

解放后,类似于妓院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失去了存在的土壤,陈筠白的收入受到很大影响,只好搬到十分廉价的基督教青年会女子部宿舍栖身。

女子宿舍老照片

余存熹了解到这些事情以后,也监视跟踪过王秀娟和陈筠白一段时间,发现王秀娟并没有与什么不明身份的人进行过接头,期间只投过一次稿给报社,内容也并无不妥,就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

余存熹虽然坚信王秀娟一定有问题,却一直没有获得新的线索,只好暂时将此事搁置。

余存熹猜得没错,这个王秀娟确实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她的真实身份,正是潜伏起来的特务万国雄,“王秀娟”是万国雄在此地隐藏期间,故意打造的一个特殊身份,他正是依靠“男扮女装”保护自己,暗地里干着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特务工作。

1949年初,万国雄自知罪孽深重,在南京解放前夕,仓皇出逃后,女扮男装成王秀娟的万国雄,逃到柳州当一名女记者,暂时栖身。

随后,柳州亦为我军解放,万国雄只得再次出逃,因为他扮成的王秀娟形象极其逼真,骗过了大学陈老师的眼睛,因为心生怜悯而对他提供了帮助,后来又住进了基督教青年会女子部宿舍。

根据陈筠白的亲笔自述得知,她因为生活艰难,来到基督教青年会女子部宿舍时,王秀娟已经在那里居住了差不多半年。

陈筠白离婚不久,生活又陷入艰难,这段痛苦的人生经历让她变得沮丧,平时沉默寡言,在这个住满陌生人的宿舍里,也得不到一点慰藉。

就在她倍感痛苦之际,假扮成王秀娟的万国雄对她多次言语安慰,又左右侍奉,他的举动让陈筠白很感动,很快走出了生活的阴影,二人成为无话不谈的交心朋友。

有了这段感情基础,二人之间走得越来越近,后来就商量着离开集体宿舍,出去租一个离闹市近一点,租金又便宜一点的房子,就这样,二人在多方寻找以后,在雁荡路55弄6号楼暂时落下脚来,二人的生活环境,也从集体宿舍,变成了二人世界。

起初,陈筠白并不知道“王秀娟”是男人,她只是觉得“王秀娟”很怪,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也不论是屋里还是屋外,总是穿着旗袍,把自己裹的严严实实,仿佛不愿意任何人看到她身体一样。

而且,夜晚入睡之前,她也总是等陈筠白换完衣服躺下后,才去洗手间关上门,一个人在里面洗漱,在里面折腾很久,才会穿着长袖的睡衣和睡裤出来,再上床睡觉。

早上她也起得很早,往往陈筠白睁开眼睛的时候,王秀娟就已经洗漱完毕,化完妆,穿戴整齐了。

对于王秀娟的这些特别习惯,陈筠白起初不以为意,但是时间久了,难免会生出好奇之心来,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一探究竟。

一天早上,陈筠白因为前一夜睡得比较早,清晨朦胧间听到王秀娟起床的声音,她蹑手蹑脚的光脚走近卫生间,发现了“王秀娟”上厕所的声音不对,她是已婚妇女,听到“王秀娟”小解的声音,知道这是男人上厕所才会发出的居高临下之声。

这样的发现让陈筠白大吃一惊,但没当时发作,当天夜里,陈筠白假装躺下休息,等到“王秀娟”再次进入卫生间小解、换衣服的时候,她又一次去偷听,这一次她几乎可以肯定,与自己同居的“王秀娟”,根本就是一个男扮女装的男人!

陈筠白这一次没有再装作没事发生,而是直接质问换完睡衣走出来的“王秀娟”。

面对陈筠白的质问,万国雄无言以对,他知道自己假扮女性“王秀娟”的事情彻底败露,如果陈筠白举报此事,他将会面对法律的制裁。

万国雄情急之下,跪倒在陈筠白面前,痛哭着说出了实情,希望得到陈筠白的谅解,给自己一次机会。

万国雄(左)、陈筠白合照

陈筠白虽然不知道万国雄的真实身份,但与他却早已成为了知心朋友,此刻猛然得知真相,她没有选择举报他,而是递给他自己的丝巾,让他擦去了泪水,在这个深夜之中,与他有了夫妻之实。

从此以后,陈筠白成为了唯一一个发现万国雄秘密的人,但她却选择对此秘而不宣,白天依然以姐妹相称,维护着万国雄伪装出来的“王秀娟”身份。

得到陈筠白包庇的万国雄,靠着男扮女装的身份,避开了一波又一波的检查和举报,如果不是他妹妹的这封举报信,他可能会以“王秀娟”的身份,继续隐藏下去。

1955年,万国雄妹妹的举报材料,在得到重视以后,立刻被送往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当这份与“王秀娟”这个名字有关的举报材料,摆在余存熹面前时,让他大喜过望,曾经让他束手无策的案件,有了这份资料,就可以朝着万国雄的方向继续查下去了,他坚信,这一次必有斩获!

余存熹得知“王秀娟”与万国雄有关以后,立刻前往南京大学的保卫处调阅万国雄的档案资料,资料中的照片上,赫然有一位戴着帽子的男子标准像,乍一看去,万国雄与“王秀娟”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余存熹本就是执著的人,自然不肯轻易放手,他带着万国雄曾经的笔迹,与万国雄妹妹提供的“署名王秀娟”的信件笔迹进行对比,惊喜的发现,二者的笔迹完全一致,如果不出意外,这“王秀娟”很可能就是万国雄。

为了保险起见,余存熹将万国雄的照片与王秀娟的照片也做了技术鉴定,再次证明,二者就是同一人。

万国雄婚纱照

余存熹又在万国雄老同学那里查到,他曾与中央统计局的特务有密切关系,在校期间也做过很多坏事,他男扮女装隐匿于此,很可能继续在做特务工作。

直到此刻,余存熹谨慎起见,依然没有对万国雄实施抓捕,而是亲自前往四川,与万国雄的妹妹进行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当中,他得到一个重要消息,万国雄小时候,经常喜欢在没人的时候穿裙子和花衣服。

她说得没错,万国雄之所以男扮女装化身“王秀娟”这么多年没人发现,正是因为他从小就对假扮女人有特殊的喜好,经常会在四下里无人的时候,穿女人的衣服自赏,模仿女人的姿态和韵味。

1955年国庆前夕,为确保国庆安全,王正明处长决定对万国雄收网。

余存熹与杨文元等一众侦查员,在深夜22时许,敲开了万国雄的房门,万国雄打开门口,见到穿了便衣的余存熹,不明所以的问道:“你们找谁?”

余存熹也不愿多啰嗦,递上逮捕证后,一脸严肃地对万国雄说:“就是找你。”

此刻,万国雄还没有放弃狡辩,他还抱着侥幸心理说:“你们找错人了吧?我叫王秀娟。”

余存熹坚定地说:“就是找你万国雄,不要再装了,请你和陈筠白一起跟我们走一趟。 ”

听到这句话,万国雄才放弃了最后一丝侥幸心理,他知道,对方是有备而来,已经掌握了自己的所有犯罪证据。

在铁证面前,万国雄很快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对自己利用现有身份执行特务工作的罪行供认不讳。

不久,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上海市 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万国雄无期徒 刑,对长期与万国雄同居,知情不报的陈筠白判处两年管制。

这起男扮女装特务案一经宣布,立即成了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新闻。为了教育广大群众提高警惕,上海市在1956年,特意举办了一次镇反展览会,将本案的一些相关资料进行展出。

1956年3月26日,慕名而来的人潮水一般涌向展览会,雁荡路55弄地区也被围得水泄不通,当人们亲眼目睹这位男人假扮的“风流女郎”时,引起了街头热议,大家都认为,万国雄太狡猾了,假扮成女人居然这么像。

万国雄,这位曾经对进步学生伸出魔爪的特务,在解放后希望靠伪装逃避罪责,隐匿在群众当中,继续做出危害人民群众的事情,他以为自己聪明绝顶,却忘记了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的拙劣演技,又能隐藏多久呢?

无论是大饼摊的小师傅还是沈大妈,或者是万国雄的妹妹,他们都是将国家利益置于私利之上,具有崇高品德的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发光发热,是我们每一个人值得学习的榜样。

在法律面前,万国雄无法遁形,只能如实交代,写下了亲笔供词:

“……我男扮女装, 是隐瞒反革命身份, 想把我以前七年所作的危害人民的罪行就此一笔勾销了……”

万国雄说的是实话,但他依然存有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直到他被判刑以后多年,还曾多次上诉,妄图颠倒黑白,获得谅解。

最终他的诡计被识破,法院维持了原来的判罚(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万国雄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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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彭,远东文化研究学者,远东网联合创始人,哈尔滨露西亚文化沙龙创始人。哈尔滨俄侨瓦莉娅的学生,大话哈尔滨后援团成员。微信:ALKXYF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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