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周保中被叛徒陈绍宾出卖遭伏击副官舍命相救的惊心动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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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节选自萨苏《东归,中国虎一九四五》,图片为自配。因原作中插叙较多,跳跃性强,为保持阅读的连贯,将原文顺序做了适当调整。调整后的第一部分内容《偶遇》主要是说明这些战场上的细节是如何来的,它们并非作者的凭空想象,而是来自于当事人陶雨峰的回忆和周保中日记,所以生动详实而又可信,令人肃然起敬。要想尽快了解这次惊心动魄经历的核心内容可从第三部分《中伏》开始阅读。强烈推荐!

东北抗联教导旅,前排右三为旅长周保中,左右两侧为夫人王一知和金日成,左二为李兆麟,最后排右二为陶雨峰

偶遇

2013年春节,笔者的女儿在三亚沙滩玩耍时结识了一个小姑娘。两个小丫头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不肯分开。于是,便到“格格”家中拜访。门铃按过之后,一位戴着眼镜的老者开门迎接。听说是小孙女招来的朋友,便微笑着连连表示欢迎。老者一口浓重的东北腔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于是随口提起正在进行对东北抗战历史的追寻。

“你在研究东北抗战?”老者惊讶地问,听到笔者肯定的答复,接着说道:“我父亲就是抗联啊!”他有点儿激动地摘下眼镜,问道,“东北抗战打了很长时间啊,你现在重点研究的是哪段历史呢?”“抗联教导旅。”我说,“这个部队很少有人知道”。“我父亲就是88旅的啊!”老者击掌说道。

听到这句话笔者又惊又疑。这里是中国的最南头,在这里碰上一位战斗在中国最北头的抗联后代。已经让人十分吃惊了,又怎么可能正巧是抗联教导旅的后人?知道这支部队的人都不多,而抗战胜利时能够活着回到祖国的教导旅成员不过数百人,怎么可能这么巧?

但直觉又觉得老者并不是在骗人,因为他说出了教导旅的另一个名称“88旅”,即“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的缩写,这是苏联方面为向抗联教导旅提供后勤支援而给与其在苏军序列中的番号。若不是和这支部队有关系,很少有人能说出这个词来。

“我父亲是陶雨峰,周保中的警卫副官。”老者可能看出了笔者的心思,用东北人特有的直率破解了我的狐疑。陶雨峰,东北抗联教导旅第4营第8连上尉连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兵王”。

周保中和陶雨峰一家

人类战争进入热兵器时代以后,苦练的武艺无法对抗冰冷的大炮,剽悍的骑术面对机枪就是一个笑话。个人的武勇渐渐被时间所淘汰。但在东北这个特殊的战场上,抗战中由于部队经常采用极度分散的作战方式,有些单兵作战能力极为突出的军人,仍然不时演绎出单枪匹马改变战局的奇迹,为赵子龙的传说留下最后的痕迹。

一直在周保中身边担任警卫副官的陶雨峰,在教导旅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在抗战中曾多次伞降入境,对日军实施武装侦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伞兵侦察员之一。

在遇到陶雨峰家人之前,笔者就已经知道了这位“陶副官”很多逸事。据说他枪法如神,和乔树贵两个在周保中身边的作用就像是岳飞的马前张保马后王横。战斗中若有哪个不长眼的鬼子伪军敢威胁到周总指挥,脑袋常常被陶副官和乔副官打碎。还有说他身形矫健,一次伞降训练中他的伞被树顶挂住,人悬在几十米的半空荡秋千。在这种看看都要眼晕的情况下,他竟然如同演杂技一样拉着伞绳攀爬上去,把自己解了下来。

周保中和夫人王一知

不过,家人说起陶雨峰来,却讲他心思缜密。抗战胜利以后,苏军一度占领东北,陶雨峰被任命为牡丹江市卫戍副司令,此时东北各大城市的卫戍司令是苏联军官,而副司令基本是抗联教导旅的中国军人。这名义上是因为他们有着“苏联远东红军第88独立步兵旅”的所谓苏军身份,实际上显透出国共在东北土地上博弈的背景,斯大林多少是在为中国的同盟者夺取东北开后门。

问题是后门毕竟是后门,你偷偷把关东军遗弃的枪支弹药弄出去一批也就罢了,牡丹江航校校长常乾坤找上门来希望陶雨峰支持一批汽油,可要了陶副司令的命。要知道日本王牌战舰“大和”号向冲绳发起自杀冲锋的时候,锅炉里烧的都是菜油了,汽油这玩意儿关东军的仓库里可没有。

但陶雨峰明白航校的要求是非常紧要的。牡丹江航校是中国第一所红色航空学校,堪称今天中国空军的摇篮。红色军队从建立就被敌人飞机打,现在好不容易有了飞机和教员,就因为没汽油,训练无法进行,当然很着急。常乾坤也理解陶雨峰的为难,便表示如果没有汽油,酒精有没有呢?飞机有酒精也能飞的。

酒精关东军也没给留下啊……但有一个地方肯定有酒精的。陶雨峰灵机一动。这个地方就是苏联。不久,一份发自牡丹江的申请书被递送到了苏联红军后勤部,内容是驻扎东北的苏联红军战士喝不惯中国的地瓜烧,多有患病。希望后方提供一部分酒精勾兑给官兵作为配给。这份申请书的始作俑者,便是陶雨峰,他这个卫戍副司令,还管着当地苏联驻军的后勤。

对自己部队有多少酒鬼心里有数的苏军后勤部门上了当。20天后,一列满载酒精的列车从苏联发车,为“斯大林的战士们”解决生活问题。不过进入中国境内之后这列火车却永远没有到达牡丹江,因为他们路上遭到了“抢劫”。

苏联的克格勃和格伯乌都是鼻子很灵的家伙,很快就顺藤摸瓜找到了陶雨峰的头上。但无论如何抓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不了了之。多年过后,牡丹江航校培训出的空军将领们每每提到当年用酒精当燃料的艰难时刻,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和“陶副司令”有什么关系。然而,中国人自古知恩图报,只看陶雨峰建国后的第一个职务是“空军工程部建设局副局长”,他和空军的亲密关系,也就昭然若揭了。

解谜

荒上李家一战中,周保中和他的小分队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惊险曲折,他们怎样能够杀出重围,一直存在着种种谜团。与陶雨峰家人的这次巧遇,给解开这些谜团提供了一个意外的机会。两个月后,一叠厚厚的手稿寄到了笔者的家中,这是陶雨峰和他的妻子邢德范去世之前留下的遗稿,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交锋。

第7军的主要活动地域是虎林和饶河。接到敌三江大讨伐的情报后,第7军针锋相对地派绰号“景二虎”的第3师师长景乐亭等率骑兵奔赴山外,至富锦、同江各县与当地游击队组成抗日游击指挥部,试图御敌于游击区之外。围魏救赵的战术最初战绩不错,但到1938年初,由于敌众我寡,这些部队都遭到挫折,不得不分路转移以避敌锋芒。3月初,日军兵分两路,一路以500余骑兵从虎林县城出发,切断了第7军退往虎林方面的要道小南河,另一路以骑兵和伪满军第320团共1600余人绕到中苏边境一带而后回头西进,向第7军在饶河的后方据点发起攻击。此时,第7军代军长崔石泉身边,只有600名步兵,抵挡不住日伪军的猛烈攻势,被迫先后放弃十八垧地、三道沟等地,且战且走,与日军周旋。第7军的被服厂等后方机关先后落入敌手。

东北抗日联军

说来令人惊奇,在冰天雪地的乌苏里江畔,这支抗日部队的两名最高指挥员周保中和崔石泉,竟然都来自蔡锷任教的云南讲武堂,堪称融南北差异于一炉的奇特景象。生在朝鲜,长在中国,长期于苏联生活,当过兵,教过书,最后成了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东北的抗日将领中,若论一生境遇之奇,大约和周保中可以相比的只有崔石泉。

崔石泉,又名崔庸健,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后移居中国,入读天津南开大学。由于热衷于朝鲜复国,改而考入云南讲武堂步兵科,因成绩优异,毕业后随教育长王柏龄前往黄埔军校,成为该校教官,这意味着包括国共两党的诸多将帅都可算是他的学生。1926年,崔石泉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和广州起义。崔石泉、安吉、姜信泰和一名后来更有名气的将领金成柱虽然是朝鲜人,但在抗战期间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此后的崔石泉忽然脱下军装,悄然出现在黑龙江,成了一名教师,这显然是从事地下工作必要的掩护,他的学生后来大多成了抗日干部或军官。崔石泉是抗联第7军的缔造者之一,1936年2月任军参谋长,1938年1月任代理军长。1941年在日军的压迫下被迫退入苏联,与周保中等共同建立抗联教导旅,任旅参谋长。战后返回朝鲜建国,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元帅、国家副主席,参加过朝鲜战争,1976年病逝。

在两名云南讲武堂出身的将领指挥下,第7军苦战10余日,终于遏制住了日军的攻势,但一个新的紧急情况又传了过来。抗联第5军的部队在宝清和敌军连续作战,情况渐趋危急。1938年3月18日,在宝石河上游的小孤山,抗联第5军第3师8团1连一部与日军激战一天,连长李海峰和指导员班路遗等战死,这座小山后来被命名为烈士山。

在小孤山我军共阵亡12人,应该说这不是一次特别大的战斗,但其意义十分重大。战斗过后,3师政治部主任王效明急派总部副官陶雨峰赶去饶河向周保中汇报:“于本月十八日,敌人曾以廿九、卅、卅五几个满狗团,配合一少部日寇,与蒙狗军分路同日进攻五六军密营,我军头道卡子,八团一连率十六七人,即退至该处西南之小山时,敌人二百余名马队,在四面包围,随(即)展开激壮之战事,相持一昼之久,终因弹药告尽,援兵不至,敌人则以迫击炮手榴弹相胁施逞,山巅为之一平,最激烈时,敌与我相距仅中间一石之隔,我方连长李海峰同志以下,至死不屈”。李海峰连是第5军王牌的“炮手连”,他们把守的头道卡子是兰棒山二路军总部的后方门户,敌人竟然摸到了这里,若不是李海峰等的拼死抵抗,第2路军总指挥部和5军军部有被敌军同时打掉的危险。

第3师师长李文彬迅速调部队赶来拱卫总部,在小孤山后的大尖顶子山挡住了日军的进攻,但周围敌军越来越多,第5军的形势已经危如累卵。第5军是第2路军的核心部队,周保中决心迅速赶回宝清了解战况,统筹全局。

中伏

但是,怎么去宝清成了问题。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第5军派部队来接总指挥的。此时第5军各部正与敌殊死交战,无法调出较大部队前来。第7军刚刚打了几场苦战,代军长崔石泉依然提出抽调部队护送周保中前往宝清。

这时,周保中表现出了他独特的性格。经过深思熟虑,他拒绝了崔军长的好意,决定仅带几名幕僚,穿密林返回总部。出身抗联第5军的女报务员邢德范回忆:“周总指挥考虑到第7军在饶河附近主力部队较少,几个支队都是刚刚收编不久的部队,成员复杂,政治面貌混乱,还没有经过艰苦战斗的考验,在紧要关头难以让人放心。经过反复和崔军长商量,最后决定周总指挥只带自己的几个随行人员,马上离开饶河,立即前往宝清第5军军部,掌握全局,指挥部队。”显然,在周保中看来,由不甚可靠的部队护送,还不如靠林海雪原的天然掩护。

这样的理由有点儿伤人,但想一想会发现,抗联两任总司令杨靖字、赵尚志的牺牲,无一不是和内部人员的叛卖有重大关联。就在周保中滞留比金的时候,抗联第4军第2师师长王毓峰刚被叛徒杀害。他没有想到,即便如此提防,依然出了问题。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尽管采取了多方保密措施,但周保中从比金返回,正在试图前往第2路军指挥部的情报,依然被泄露了。根据内奸提供的情报,日军指挥伪靖安军骑兵团已经分两批埋伏在了周保中返回宝清的必经之路――花砬子荒上李家,等待着周保中的出现。

在今天的抗日影片中,伪军不是愚蠢就是怕死,战斗力极差。在真实的抗日战场上,却有一些伪军堪称铁杆汉奸,特别是伪满洲国军,日军下了极大的努力对其进行教育和装备,使其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八路军方面对调入关内作战的伪满军如是评价:“他们的士官以朝鲜人为主,装备和日军相似(只是没有重炮)、军装也差不多,受日军军官指挥,操练和作战的口令也都是用日语,所以一不留神就会把他们当成日本鬼子。”

1942年,八路军129师骑兵团在元城战役中曾在激战中活捉了出身伪满军的一个敌军团长,开始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骑兵们也懒得理他。到吃晚饭的时候,他突然说‘我要吃东西’,然后抓着大饼猛啃,吃完了就骂,满嘴的东北匪话。他先是骂增援的部队怎么打不过来、骂手下的军官不得力、骂身边的士兵背叛他……骑兵们也就将就听着。到后来,这家伙居然开骂八路,说八路破坏治安,意思是如果大家不抗战,世界就太平了,还说要用日本人的办法才能解决中国的混乱……这下子,战士们怒了,不仅痛骂他还要揍他。伪团长却把眼睛一闭,说:“我是军人,战斗失败了是可耻的,我要自杀……”大家于是再没理他,没想到,到了晚上,这家伙还真的上吊死了。这种铁杆伪军的死硬,可见一斑。

靖安军就属于这样的铁杆伪军,这支部队由关东军参谋小松己三雄少佐建立于1931年,原名“靖安游击队”,1932年扩编完毕,总兵力3000余人,编为2个步兵团(后均扩编成旅)、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炮兵团,此外还有军犬班、汽车队等附属部队,司令官藤井重郎少将,部队主官中日军占三分之二。靖安军因为袖口上带有一条红色的带子而被称为“红袖头部队”,特点是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骑兵部队,冬天还有滑雪作战的能力,机动能力极强,是东北抵抗部队最凶恶的敌人之一。

不过,即便是靖安军这样的伪满军精锐,里面也不乏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1937年靖安军被调到华北作战,其总指挥藤井重郎少将在黑鞑营子西侧高地阵亡,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个死于中国战场的日本将官。据考证,藤井便是被靖安军中起义的第一机枪连班长李玉峰所击毙。

赶到花砬子荒上李家的靖安军却没有任何想起义的意思,在美崎丈平中佐的指挥下,他们像狼一样等着拿周保中的人头换取升官发财呢。做出决定的次日清早,周保中一行便踏上了征程。这支小部队共只有7人7骑,行军序列是以副官乔树贵和下江特委干部杨德龙打头,周保中走在第三,身边是副官陶雨峰,军需官卓文义和电台员孙绍堂紧随其后,拖在最后的是下江特委委员徐凤山。

东北抗日联军

这一天漫天大雪,部队行军十分艰难,直到下午3点钟才到达了荒上李家。邢德范回忆,此地“距饶河县大约有90里路,三面靠山,只有南面是一块方圆二三里的大塔头甸子(半沼泽半草原地带),地形好,地广人稀,几十里内无人烟,鬼子汉奸从来不到这儿来,是二路军通讯连经常往来的必经之路,所以在背面小山坡上用树皮盖了一座小屋,供来往人员夏天宿营。”

就在大家因为快到宿营地而心里高兴的时候,却不知道已经走进了敌军设下的“口袋”。可以说,日伪军什么都算到了,就是少算了一样。在东北抗联的高级将领身边,总有一个或几个堪称“兵王”的警卫人员。比如,杨靖宇身边的王传圣、赵尚志身边的姜立新、魏拯民身边的黄生发。

这样的兵王,有一个就足以让整个战局翻天覆地。周保中身边的陶雨峰和乔树贵,都是这样堪称兵王的人物。

在他们出发之前。大概知道这位陶副官的本事,崔石泉军长曾专门找到他,百般叮嘱。陶雨峰当时的回答是:“崔军长请放心,只要我陶雨峰活着,周总指挥的安全绝对没有问题。”“一行七人骑着马,顶着鹅毛大雪,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6级狂风的冲击下,向宝清方向前进了。当时走在队伍前头探路的是杨德龙,副官乔树贵紧跟在后。一上午风大雪紧,再加上赶路心切,一直没有休息,大约已过中午,在喂马时,大家抽空吃了点干粮就又继续向前赶路。这时,天气逐渐好转,风也小了,雪也下得慢了。前进的速度比中午快得多。这时周总指挥对大家说,现在天快晴了,路也好得多了,大家使点劲,天黑前一定要赶到预定的目的地荒上。”

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小分队中多数人都觉得此行应该比较安全。陶雨峰却多了一个心眼,“一路上,陶雨峰都没有忘记临走时崔军长的嘱托,并不住地提醒自己。在这茫茫无际的林海雪原,敌人究竟藏在哪里,会从什么地方钻出来,来了这仗怎么打?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防止一切意外的事情发生。在前进的路上,他眼睛瞪得溜圆,巡视着透不过阳光的森林,用耳朵机警地倾听着周围的一切动静,连松鼠咬树皮的声音也不放过,准备随时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

周保中后来回忆道:“大家都显得轻松愉快,唯独副官小陶不声不响,老是大睁眼睛,警惕地四面张望着。对小陶这种看来奇怪的神气,我是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的,因为我知道这小伙就是这样事事认真,无论执行什么任务,他都一本正经地,从来不肯有半点麻痹大意。”

这种过人的机敏终于起到了作用,就在离荒上仅有两三里路的一个小山岗上,陶雨峰忽然发现前面小山包上的枯草从中有两个影子在动。他想在这么个无人区里“如果是狍子又没有这么大,是人,又不可能”。于是马上提醒大家注意提高警惕。

事实证明这次先敌发现目标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这使周保中等人产生警惕,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另一方面,敌方不得不在没有完成部署的情况下提前暴露自己。打乱了伏击的计划。

看到周保中等人做出了警戒的姿态,“前面趴在地上的两个黄影站了起来,是穿着军衣、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两个中国人,他们向前走了几步就停下来问:‘你们是送周总指挥的吗?我们是来接周总指挥的。’”

当时吉东和南满的抗日联军部队所穿服装与日伪军颇为类似,这一方面方便利用缴获,另一方面也为了让日伪军在远距离内难辨敌我,其副作用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因此犯糊涂。

听对方说是来接周总指挥的,杨德龙没有多想,顺口答道:“啊,我们是……”

内奸

杨德龙糊涂不代表别人糊涂,警惕性极高的周保中立即接过口来:“我们是送周总指挥的先头部队,周总指挥跟随大部队在后面,马上就到。”他接着大声问对方,“你们是哪个军的?是谁派你们来的?”统率好几个军的堂堂总指挥出行,身边当然不会就这么几个人,那两个拿枪的人明显放松了警惕,随口回答:“我们是七军的,是崔军长派我们来的。”

陶雨峰一听心里就全部明白了,这是敌人耍的一套鬼把戏。因为今天早上才从七军军部来,崔军长临走时没有提过派人来,就是派人,也不会这样快,况且方向也不同。这样看来,周保中行踪的暴露,并非第七军军部方面的泄密,否则奸细应该知道周保中是从七军军部出发,甚至知道他的随行人数,不会弄出这样的乌龙。可是,日军又的确是针锋相对等待周保中前来的,那么他们的情报是怎么来的呢?

陶雨峰推测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周保中返回前与宝清的二路军指挥部曾通过电台联系,发生了电信泄密。但是,第五军在兰棒山设有国际电台,从陶雨峰赶到七军传递小孤山战斗消息来看,七军与五军之间并无电台联系,多半七军当时没有电台。但周保中这次从境外返回时,的确带来一部电台,他们与五军通过电台联系,确定行军路线并被敌军截获是可能的。但由于抗联当时使用的是无限不重复密码,被破译的可能性并不大;第二种,是在五军无法来接周保中的情况下,崔石泉军长寻找可承担护送任务的部队时,这些被周保中认为“成员复杂”的部队中,有人向日军泄露了周即将去宝清的信息。

周保中脱险后,吉东特委对此进行了周密调查,最后认为泄密的是第六军第二师代师长陈绍宾。他当时正率一支部队在饶河方面活动,推测崔石泉军长曾想让他派人护送周保中去宝清。虽然最终周保中没有同意,但他是了解周保中行程的少数人之一。

但因为证据不确凿,结果只是做出模糊的处理:“对陈绍宾以后的工作行动,一律加以拒绝,不许与之发生任何联系,并严密监视他以后的行动,若有可疑或显然障碍时,直接处分。”此后陈绍宾仍在抗联队伍中活动了一年多的时间,甚至担任过改编后的第九支队支队长。

事实证明吉东特委这次没有弄出冤假错案来,抗战胜利后,从敌伪档案中找到了陈绍宾1937年8月6日被俘的记录。敌汤原警署档案记录,陈向敌人供述了“简要经历”、“犯罪原因及动机”,并提供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的编制及装备状况”,“抗联六军与苏联的关系”等机密情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仅仅一个月后陈又出现在抗联部队中,且无人知道其被捕经过,因为陈称其这一个月去了苏联。据查,不但在周保中遇袭事件中陈绍宾责任重大,赵尚志将军1938年入苏求援被扣押,原因之一也是由于他假传苏方的邀请。周保中遇袭后不久,抗联部队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挺日军新式高射机枪,出于研究的目的决定将其运到苏联。担任护送的陈绍宾在途经七军后方时,故意暴露目标,为日军袭击七军部队提供机会。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陈绍宾的结局是从抗联队伍中逃跑,遭通缉后变成了土匪,并在1940年(经查档案应为1942年)因内讧而死,期间还袭击过日伪军车。他为什么选择了这条奇怪的道路?是因为没有完成日方的任务而不敢公开投敌,还是因为最终良心发现从日方掌握中叛出?这中间的曲折只能留给历史来审视了。

陈绍宾能够给日军传达周保中行踪的时间不会太早,美崎中佐出动后也和周保中同样遇到了大风雪的拦阻,推测因此他的靖安军骑兵团未能全部赶到伏击地点,否则周保中就算是肋生双翅,恐怕也难逃这次劫难。

突围

由于双方已经接上了头,隐蔽的敌军纷纷站了出来。“这时大家回头一看,背后已有三四十个敌人跟上来了,左边山头上也有几十个敌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瞄准了他们。右边的山上也有二十几个敌人向他们跑来,还清楚地听到了子弹上膛的枪机声”,“前面封锁的敌人也看清了,两挺机枪,几十个敌人趴在白茫茫的雪地上,一行7人已经被敌人装进了口袋阵。”(编注:带引号部分来自邢德范、陶雨峰回忆手稿,此后同)

虽然识破了敌军的伪装,但后退等于自杀,此时的周保中一行已经无可选择,只得朝着敌军的包围圈中前进。所幸,日伪军显然没想到周保中身边一共就这几个人,把他们当成了尖兵,信以为真地认为这位高级将领率领的大队人马还在后面。所以,他们显然对这支小小的“先头部队”不感兴趣,担心“打草惊蛇”。周保中等看到树丛的波动,敌人正向他们的身后移动。或许想到活捉或击毙周保中都是极大的功勋,敌人行动得有些争先恐后,周保中他们周围的对手大大减少了。

7个人不紧不慢地催马向前,陶雨峰判断在道路两侧仍有40多名敌人,最大的危险则是正前方部署的那2挺机枪。周保中镇定自如不露声色,其实已经做出了判断,他用暗语指示大家准备好,从敌人的口袋底冲出去。明白这一战难以避免,陶雨峰一面暗示大家靠近周保中,随时准备给总指挥充当人肉盾牌,一面迅速开始准备武器。他身边带着两支枪,一支是较长的四四式骑枪,这支枪的子弹早已上膛;另一支则是大号驳壳枪。陶雨峰将驳壳枪在大腿上一擦,悄然打开保险,紧跟在周总指挥身边准备好,时刻准备开始突围。

应该说,他们的伪装十分成功,一直接近到敌人机枪近前,“连脸上的眉毛全看清楚了”,日伪军依然没有反应过来,他们的注意力还在“周保中的主力”何时下来呢。有个头目模样的家伙还在说:“周指挥到了,同志们赶快去接周指挥来休息一会儿再走!”

就在这一瞬间,周保中大吼一声:“快冲!”率先提缰,带头向敌军冲去。陶雨峰和乔树贵双枪齐发,敌军纷纷倒地。“陶雨峰骑着自己的白马,一边紧跟在周总指挥马后,一边甩开马枪,向前面的敌人连连射去。由于平时的锻炼和战斗的考验,陶雨峰马上打枪基本是百发百中,弹无虚发。他使出了百步穿杨的技艺,先把两个机枪手打死。”二战中骑兵已经是一个落后的兵种,但在近距离上对步兵的爆发冲锋依然天下无敌。周保中等七人七骑一下子从此人的包围中撕开了一个口子,冲了出去,转眼间把敌人甩开了二三十米远,敌军机枪也被战马撞飞到了一边。陶雨峰和乔树贵两员猛将一起开火,让猝不及防的日伪军吃了大亏。

事后,陶雨峰等认为这次突围能够成功,第一个关键是迷惑了敌人,第二个关键就是一开打就摧毁了敌人的机枪,打掉了敌军最有威胁的兵器。枪声让敌军转过头来,后边的敌人一看他们扬鞭就走,一边向他们打枪,一边大声喊:“抓活的,抓活的!”这时在喊声中有一个大家所熟悉的口音在喊:“前边那个大个子就是周保中,别让他跑了!要抓活的!”

这个人是一名叛徒,曾在周保中身边工作。显然日军试图用他来辨认周保中,最初他被日军带着朝后方运动,去找不存在的“周保中大队人马”。等听到枪响才回头看到正在突围的七人七骑,一眼就认出了周保中。他这一喊,很快其他敌军也跟着喊,其中有的语音生硬,推测便是指挥靖安军的美崎中佐等日军军官。

这下子,反而给周保中突围提供了更大便利,陶雨峰回忆:“由于敌人已经知道前头的大个子是周保中同志,当官的又喊捉活的,给突围造成了有利条件。”周保中自己在抗战胜利后写(《脱险》一文描述当时的险境道:“既然敌人知道我确实是周保中了,那么‘要活的’便是他们的真实心意,因为日寇与伪满政府早有捉拿我的悬赏告示:活捉周保中赏洋七千元!(打死只能得一半)我身后的这些奴才汉奸们,有谁不在想着‘七千元’呢?我判断他们是不会打死我的,便壮着胆子尽管向前猛跑,约两三分钟光景,我们全部从敌人口袋底钻出,并且很快把敌人甩在二三十米远的后面。敌人还是拼命喊着:‘抓活的!抓活的!谁要把周保中打死了,就枪毙谁!’”

据说长坂坡赵子龙能杀七进七出是因为曹操不让放冷箭,如今周保中也享受了一回赵云式的待遇。一切似乎都向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但刚刚突围出来,奇变陡生。

奇变

他们前进的方向和目标本来是统一的,但由于一阵冲锋和奔跑,冲出口袋底后,七个人跑散了。原来在后边的3个同志变成了前卫,从右侧西南冲了出去。只有乔树贵、周总指挥和陶雨峰三人还在一起。这条路陶雨峰最熟,因为他从五军到七军经常来往通过这里,为了安全起见,他前面带路,乔树贵断后。周总指挥在中间,沿着塔头句子向前跑。塔头甸子上边是冰,下面是水,凹凸不平,马又跑得快,很不好走。刚过水最深的地段,陶雨峰回头一看,只见周总指挥的马还紧跟在后边,马上的人却没有了,而且后边的枪声又激烈地响起来了。他马上断定周总指挥一定是不小心从马上摔到塔头甸子上了!

此时,乔树贵紧迫在周总指挥马后,一边如飞疾驰,一边奋力还击,因为全神贯注阻击追兵,他还没有注意到总指挥已经落马。只剩陶雨峰一个人了。他调转马头,转身杀了回去。

这以后的战斗如果碰到一位有创意的导演,完全可以拍出―部拯救什么的大片来,不过,全是历史的真实。陶雨峰打马回头没走多远,只听前面有人大声叫喊:“周蛮子,快投降,这回看你还往哪儿跑。”一抬头,正看到周总指挥深一脚浅一脚地涉水而来,还在不断回头射击,而几十名敌军已经呈钳形包围过来。这之前陶雨峰听到的枪声,就是周保中本人和日伪军的交火。

周保中对这一战中的落马记忆深刻,他回忆自己是因为那匹红色的战马马失前蹄而被摔落在雪地上的。他的皮包被压在马肚子下,里面装着斯达干诺夫的来信等文件。拉马,马不起来,皮包也抽不出,猛一拉,皮包带断了,皮包还压在马肚子底下。

这时,追击的敌人离周保中只有几十步了。周保中跳起身来趟水而走,他在自己的回忆中说了句大实话:“我不能为了皮包而牺牲生命呀!”

出乎意料的是,在枪声的刺激下,此时红马却拔腿就跑,自己追赶前面的战友而去了。因为这个瞬间十分短暂,正在掩护的陶雨峰和乔树贵都没有及时发现总指挥不见了。骑马赶路一整天,乍一下马,周保中两腿麻木,没有敌人跑得快。不一会,一个大个子敌人已经逼近到可以来抓他衣服的距离了。

在这危急关头周保中反手抽枪,连发两弹,还来得及看清那个来抓自己的敌人,正是那个高喊“前边那个大个子就是周保中”的叛徒。大概是贪功心切,此人竟然跑在所有其他日伪军前面几十米。

因为距离太近,叛徒避无可避,两发子弹全部命中其胸部,当即被打翻在地。这两枪让后面的追敌为之一滞,他们的动作变得小心多了,开始借助隐蔽物追击,速度有所减慢。但是,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子弹虽然密集却高高飞过头顶,显然仍然抱着活捉周保中领巨额赏金的念头。

不能不说他们的想法有一定道理,作为一名高级将领,从护法到北伐,从南疆到北方,周保中身经百战的经历让这位将军始终保持着相当强的单兵作战能力,也正因如此,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的时候,周保中已经转入地方工作,但却站在上将的队列中接受了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但是。周保中当时已经36岁,体力有所下降,而在沼泽地中跋涉极耗体力。周保中边打边走,几分钟的时间已经筋疲力尽。“突然觉得胸口一阵发痛,一股东西从心脏里向外翻腾,不一会便‘咔’的吐了出来。”

周保中吐血了。吐血之后的周保中仍坚持奔跑,但“头益发沉重,眼前一片黑花,双脚像是踏在弹簧上,左歪右斜,一跳一蹦,大有即将昏倒之势。”眼看敌军越逼越近,不能幸免,周保中毅然举枪,准备自戕,却在最后的一瞬间绊倒,手枪滚落到前边一两公尺远的地方。此时,追敌最近的只有卜几米了。

陶雨峰赶来的时候,正是这个千钧一发之际。周保中回忆当时的情况:“就在这要被敌人活捉去的千钧一发之际,我的前面突然传来一排急骤的枪声,接着大声的呼喊:‘周指挥!周指挥!后面我们的人到了!’我忙抬头一看,原来是副官陶雨峰同志,不由暗暗称赞他的机智多谋。‘后面我们的人到了!’明明是诈吓敌人,哪里会有我们的人到来!小陶躲到马肚子底下,一面向敌人射击,一面呼喊‘援兵’到了。敌人一阵慌乱,我乘机爬起就跑。”

陶雨峰这种躲在马肚子底下的射击方式正是东北神枪手们的绝活。马占山将军的孙子马志伟回忆:“先祖父能在飞奔的战马上,将身子斜钻到马肚子底下,举枪射击而百发百中。”

从大批敌军的围攻中想把总指挥救出来堪称奇迹,但几个原因综合在一起正好造成了奇迹的发生。陶雨峰回忆,就在他杀回来援救总指挥时,看到周保中在口吐鲜血的同时,听到西南方向有人在大呼酣战。他马上听出那是军需副官卓文义。陶雨峰在突围中曾亲眼看到卓副官负伤落马,此时他显然已自知无法脱身,所以在努力吸引敌军,掩护总指挥突围。

大哭的副官

特种兵的第一要求是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作为白山黑水间的一代“兵王”,陶雨峰的战友说起他来,评价脱不开一个“稳”字。且不说枪林弹雨中如何镇定自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保存到今天的照片,居然大部分出自这位寡言少语的陶副官之手。想一想这支部队后来打过多少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过何种惊涛骇浪的冲击,便可以理解这需要怎样的悉心才能做到。“无论多难的时候,我就没见小陶皱过眉头。”有人如是说起印象中的陶雨峰。

很难想象这位神通广大的陶副官会哭。然而,刚才还在美崎讨伐队面前八面威风的陶雨峰,一转眼却坐在河边嚎啕大哭起来。

他没法不哭:马还在,好好的一个总指挥一转眼就没了,怎么找也找不到,怎么叫也没回应。作为周保中的贴身卫士,陶雨峰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等他哭够了,忽然听到有人轻声叫:“小陶,小陶。”再抬起头来,只见周保中提着枪,缓缓从树后走了出来。原来,在陶雨峰单身据守渡口与敌血战之际,周保中跃马飞奔,但马匹经过一下午的艰苦行军已经体力耗尽,因此在这条小河的冰面上一个打滑,马失前蹄被甩入了河水之中。周保中迅速爬起身来,努力向前跋涉,却无论如何也迈不开大步。眼看自己行动不便,周保中勉强爬上河岸,便藏身于一棵大树之后,扣上扳机,随时准备最后一战。

因为草木相隔,周保中看不到敌人的撤退,只能听到枪声慢慢稀疏,他这才注意到自己并没有负伤。那为何迈不开步子呢?原来,周保中将军那天为了御寒多穿了一条毛裤。当时的毛裤是没有松紧带的,落水时被水一浸坠垂下来,恰好如同绊马索束缚住了他的双腿。堂堂大将军被一条毛裤害得几入绝境,这件事后来被知情的战友当笑话讲了许久。

这时,陶雨峰匆匆出现,遍寻总指挥不见,大哭一场之后,周保中才现身和他会合。此后,徐凤山、乔树贵等幸存随行人员也先后寻来,一行人略加整理,见敌人没有追击,便继续向五军军部方向前进。

陶雨峰在自己的回忆中,对和周总指挥的重逢充满了欢悦。但几十年后,却不由得人不去思索之:明明陶雨峰出现的时候,周保中就在一旁,却为何不马上出来?是对陶雨峰的不信任,还是在开玩笑?战场上,周保中怎么能和自己的副官开这样大的一个玩笑?

其实,这背后一点儿好笑的地方也没有。以当年抗联所处的残酷环境而言,周保中在陶雨峰痛哭时应该是有意没有露面,作为一名富有经验的游击队指挥官,他是在借机观察周围的动静。在与抗联的作战中,日军刁钻的战术堪称无所不用其极。陶雨峰的忠诚可以信赖,但敌人很可能是以突围而出的小陶为饵,在后面跟踪追击,一旦自己露面便出手攻击。这样的教训太多了。

在战友对周保中的描述中,这位可敬的指挥官在很多时候又有着近乎残酷的冷静。东北抗联白皮书中记载,周保中曾因一名哨兵屡次脱岗而将其枪决。以今天的观点看来这样处理有些过于严厉。但只有经过那段严酷时期的中国游击队员,才会深刻地理解这种严厉背后的无奈。出身于抗联六军的黑龙江省省长陈雷回忆,他进入抗联部队后在黑金河打的第一个硬仗,就是因为哨兵贪睡脱岗,造成日军对六军二师宿营部队奇袭成功,师长张传福未及冲出营帐便负了致命伤。

东北抗日联军

环境复杂,情况瞬息万变,周保中在陶雨峰大哭时默不作声,直到观察清楚敌情才现身,显示的是他在严酷环境下过人的警惕和敏感。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陶雨峰显然对此十分理解,故此丝毫不以为意。

这种颇为适合抗联后期特种作战的性格特征,似乎也是周保中后来接替杨靖宇、赵尚志成为抗联第三代最高指挥官的客观原因之一,他的指挥特点与当时的作战需要是一致的。

周保中的警惕丝毫不过分,仅仅一天之后,这支小部队中就出了叛徒,曾担任为小分队开路的杨德龙带枪投敌!幸运的是,由于风雪大作,日伪军未能及时搜索到周保中小分队行动的踪迹。

周保中和夫人王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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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彭,远东文化研究学者,远东网联合创始人,哈尔滨露西亚文化沙龙创始人。哈尔滨俄侨瓦莉娅的学生,大话哈尔滨后援团成员。微信:ALKXYF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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