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篇巨制】苏联版《战争与和平》不止是一部电影,它是一所艺术学院

远东露西亚文化沙龙

二十多年前,我国第一届成功学读物已经上线,最火的是一个女子闯荡纽约的“成功”记。成功秘方早已忘却,但有个细节一直记着:“我”为奥黛丽·赫本主演的《战争与和平》感动不已。

好莱坞版的《战争与和平》

虽然相较于原著,金·维多1956年导演的好莱坞版《战争与和平》只是一本过期的时尚美容杂志,但还是要为那一届作者的自我修养点赞。

毕竟,阅读《战争与和平》并非易事,在阅读貌似变得无比便捷的当下更是如此。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战争与和平》都是世界文学的奥林匹斯山之巅。它本身就是一种美学准则,难怪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将其称作自己的“艺术学院”。

这是他的童年读物:战时他们母子三人被疏散到后方,他的母亲能携带的书籍不多,就每晚给他读《战争与和平》。后来塔尔科夫斯基回忆道,正是《战争与和平》给他确立了美学标杆,让他一生都无法容忍虚假和粗制滥造的艺术。黑泽明也说,《战争与和平》随便找出一段来,都是一种审美典范。

苏联版的《战争与和平》

将这样的杰作银幕化,任何艺术家都不能等闲视之。所幸,谢尔盖·邦达尔丘克版《战争与和平》(1961-1967)没有辱没它,而且这部7个多小时的电影本身,对于如今的影视从业者来说,也足以成为一所高等级的艺术学院,并且,只有具备真正艺术感受力的人,才有资格进入这所艺术学院。

最近对于影迷来说最大的一项利好便是由雅努斯(两面神)公司推出了蓝光版2K修复的《战争与和平》。这是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自己修复的。这正是一个契机:我们不是“重温老片”,而是仿佛第一次走进校园,去领略这所“艺术学院”。

“大片”

金·维多版的《战争与和平》正是邦达尔丘克这部杰作的“缘起”。1959年,这部影片在苏联上映,竟一时空巷,但好莱坞对托尔斯泰的理解在苏联观众看来实在是过于轻浮了。于是,苏联就有了拍自己的《战争与和平》的决断(其实1915年帝俄导演普罗塔扎诺夫已经拍过一版,惜乎年代过于久远)。一方面,这与“解冻”思潮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小说的历史背景,拿破仑惨败的博罗金诺战役150周年即将到来,拍这样一部电影,正是表达“文化自信”的最佳选择。

于是,这便成为了一项政治任务被纳入国家计划,苏联文化部、国防部(要调动阵容庞大的苏军、骑兵、战马、武器、火药)、轻工业部(要按照19世纪初的方法织造出奢华的面料并做成剧装、配饰、各种极为繁复考究的蕾丝、香扇)都被安排了任务,从58个博物馆调来真正的文物(不光剧中各种奢华珠宝,所有的奢华家具都是19世纪俄罗斯贵族的真家伙)。据统计,摄制团队装满了150节火车皮……

所以,他们所到一地可不是一个摄制组那么简单,而是浩浩荡荡好几列火车。摄制组还在莫斯科州的捷利亚耶沃镇用实木等比复制了一个1812年的莫斯科,最后拍摄莫斯科大火就把它烧掉了。整部电影制作了9000套剧装,12000顶高筒军帽,20000粒纽扣。军工厂原样生产出了法式的武器,群众场面调动了两个军的兵力,超过15000名战士。战争场面还消耗了23吨炸药、4万公升煤油、15000枚手榴弹、2000只爆破筒以及1500发炮弹。嗯,战斗力爆表。

为了还原战争场面(尤其是博罗金诺战役和奥斯特里茨战役),摄制组搭了极高的、可升降的高架,并且高架长达200米,顶端可旋转,这保证了摄像机全面的视角,令战争场面极为震撼。毫不夸张地说,没看过这部电影,就不知道何为“大片”。这种高架还被用来拍摄了其中的“娜塔莎的舞会”,这也是世界电影史上拍得最美的一场舞会,没有之一。

影片当年耗资1800万卢布(官方数据),折合今天的2亿美元,获奖无数,拷贝发行到全世界170个国家,全球票房远远超过了投入,绝对不算“劳民伤财”。甚至在拍摄过程中,制片方还给摄制组的成员在莫斯科盖了楼,分了房……

反常

但是,并不能因为这组大数据,就匆忙展开所谓“举国之力”和“人海战术”的粗暴想象。事实上,《战争与和平》的摄制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反常规”的,在六年的拍摄过程中,一直争议不断,伴随着质疑和嘲讽。

我们要承认的是,正是苏联的文化体制保证了一帮电影艺术家可以“任性”地一拍就是好几年,不计成本地反复修改。这似乎也体现在《战争与和平》上,但是,这部杰作的诞生却又是“逆流而上”的。

苏联文化部决定由邦达尔丘克来执导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诚然,如塔尔科夫斯基所说,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是不容亵渎的,他不会想将其银幕化,因为小说已经塑造了极为完美的艺术形象,这对于电影作者而言是极大的风险;但是他的恩师,苏联大导演米哈伊尔·罗姆也说,《战争与和平》本身有着适合电影改编的平行蒙太奇结构。

当时呼声最高、夺标也最积极的是资深大导演佩利耶夫,而邦达尔丘克属于演员转型,之前只拍过一部影片(《一个人的遭遇》)。就在大家以为佩利耶夫没有什么悬念的时候,“上面”决定由邦达尔丘克来执导,这是第一个“一反常规”。从佩利耶夫同期改编的几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来看,“上面”的选择非常正确(两位导演从此交恶)。

刚过“不惑”的邦达尔丘克建立核心团队时,在关键岗位上都大胆起用了新人。他采取了一个策略,让那些“大人物”作为顾问,如果留心一下片头,就几乎能看到当年苏联的一半文化大师:利哈乔夫、什克洛夫斯基……但实际干活儿的则是有想法的年轻人。例如,作曲奥夫钦尼科夫是个初出茅庐不久的年轻人,对这样一部巨制来说,这可是难免被人“七嘴八舌”的,要知道可选择的作曲家还有萧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甚至还有人建议直接使用普罗科夫耶夫同名歌剧的音乐。这对于非常讲究“资历”的苏联,又是一个“一反常规”。

第三个“一反常规”可能最重要。上世纪60年代是世界电影狂飙突进的年代,大导演都以个性极为鲜明甚至先锋的姿态让世界瞩目,阿伦·雷乃的《去年在马里安巴德》甚至将故事性降到了最低,苏联电影新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导演也无不标新立异,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战争与和平》这个年轻的团队却采取了一种当时看来接近于保守的创作策略。导演整体上使用了一种接近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放弃了各种“个性的证明”,甚至,导演加入了大量的画外音,用托尔斯泰的原文娓娓道来。但今天看来,这种“保守”却使这部影片成为了一所真正的艺术学院,为什么?

这意味着导演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那个“我”放到了次要的位置。在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面前,那个“我”非常渺小,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去理解大师,哪怕只是临摹他的手势。如果在这部影片里到处都是导演的“炫技”,一定会失败。

因为,拍这样的电影,已经不是名利场或商业行为,这本身就是生活、生命,拍摄过程就是人生的修炼、升华。邦达尔丘克的拍摄过程也的确如此,他累得发作了两次心脏病,第二次差点没抢救过来。

“线团”

对历史细节的“复原”只是基本条件,并不能决定艺术作品的成败。邦达尔丘克非常清楚首先要做的是什么,那就是从小说中找到“阿里阿德涅的线团”——核心的艺术思想。但托翁的思想是庞大的,而电影需要更多的观众,需要用一种大众都明白的思路去贯穿整个电影,这就需要将电影文本降低好几个难度。导演最后从小说中找到了这样一句话统摄全片:如果恶人们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势力的话,那么,善良的人们也应当联合起来。

这个“线团”看上去是通俗易懂的(实际上并不是),我们看到,整部影片在这个“线团”的指引下,显得完整、统一、清晰。善与恶的隐喻是鲜明的,导演的镜头设计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个核心的思想。并且,导演还牢牢抓住了小说的一种气息:皮埃尔和安德烈这两个男主人公无论在一起还是分开,自始至终都在思索生活、生命的意义,他们始终是在人生激流中昂扬的人,这让这部小说激荡着一种积极的、探索真理的正能量。

尽管如此,这是拍电影,而不是写小说,所有的一切都要用电影语言体现。导演的高明之处便是让电影语言和托翁的思想匹配。托翁是质朴的,但他同时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和艺术家。为此,邦达尔丘克使用了大量明白晓畅的主观镜头,并用恰到好处的蒙太奇去缝合故事。

例如在第一集中,彼埃尔参加罗斯托夫伯爵家里的聚会,老伯爵邀请一位威严的老夫人跳苏格兰舞(这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舞蹈书写之一:老夫人不想跳舞,老伯爵就想法子去“撩”,最后老夫人受到感染,合作得非常精彩),这时特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将皮埃尔从舞会上拉走,因为他的父亲别祖霍夫伯爵已经进入弥留之际,已经在进行涂油礼,她要帮助皮埃尔去抢夺遗产,由于他是私生子,本没有继承权,但老伯爵给沙皇写了一封密信,而几个险恶的亲戚正在藏匿这封信。

邦达尔丘克巧妙地使用了一组“手”的蒙太奇,将这些密集的信息完美地呈现出来:老伯爵优雅地“撩”的手;弥留中别祖霍夫伯爵想翻身,却不听使唤的手;几个女人抢夺装有遗书的皮包的手——如此紧张,却又如同芭蕾般优雅。皮埃尔坐在弥留的父亲床前,两人的叙事都使用了主观镜头,如此准确地将托尔斯泰笔下的既有隔阂,又充满亲情,儿子对死亡充满恐惧,父亲却已厌倦这人生的种种都真实传递了出来。

复活

这所“艺术学院”最大的成功之一,是复活了托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和平》有名有姓的人物有四百多人,都很鲜活。导演需要作取舍,并找到最恰当的演员来呈现。邦达尔丘克不仅读懂,而且读透了这部小说,他是深入到小说的创作思想中去找演员的,所以我们才在电影中看到,从拿破仑、库图佐夫、亚历山大一世、巴格拉齐昂公爵这些历史上真实的“大人物”,到下层军官图申大尉、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这些虚构的“小人物”,无不妥贴。老鲍尔康斯基公爵和马丽亚公爵小姐父女的形象,说是直接从托翁的书本里复活了过来也毫不过分。老演员阿纳托利·科托洛夫已经不能用“神演技”来形容,他就是老公爵本人。

当然,主角的确定难度更大。

好莱坞版《战争与和平》唯一的亮点就是奥黛丽·赫本,她的美没有争议,但这个角色是失败的,因为那根本不是娜塔莎·罗斯托娃。所谓“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在这里完全不适用。

托尔斯泰的娜塔莎并不美貌。她是一个嘴巴有点大,貌不惊人的女孩子,但是她发自内心的幸福感、满足感,无时不在的热情、感染力,举止的自然而然,都让人极为舒服,极为喜欢。当时,苏联的一线女演员都想得到这个角色,但邦达尔丘克独具慧眼,选择了从来没演过电影的列宁格勒芭蕾舞演员,19岁的柳德米拉·萨韦利耶娃。事实证明,萨韦利耶娃仿佛就是为娜塔莎而生的,从介于儿童和少女之间的娜塔莎第一次出场,推开门,沐浴在光线中的那一刹那,就已经令人确信,这部影片不会差。

安德烈公爵的扮演者吉洪诺夫其实是很多中国老一代观众的偶像,他与生俱来有一种“禁欲”的贵族气质,非常接近小说中的人物。但其实这个角色本来不是他的。邦达尔丘克认为最佳人选是英诺肯季·斯莫克图诺夫斯基,他也是苏联家喻户晓的大演员。当时他接了老导演柯静采夫的大制作《哈姆雷特》,也是一拍很多年,柯静采夫坚决反对他去串戏,并对邦达尔丘克试图“挖墙脚”极为不满(这版《哈姆雷特》被认为是各种版本中最成功的)。

但在灵魂人物皮埃尔的扮演者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有分歧,并对邦达尔丘克本人出演这个角色有很多批评(也包括批评他让自己的妻子斯科布采娃扮演彼得堡第一美人爱伦)。人们往往爱安德烈公爵的帅、酷,其实皮埃尔才是最核心人物。彼埃尔和娜塔莎一样,都是“俄罗斯心灵”(很难翻译出来的一个词:русскаядуша)的直接体现。外形上来看,当时的苏联大力士、重量级举重世界冠军弗拉索夫呼声最高,但没有什么演戏的经验。皮埃尔出场的时候,是一个高大、强壮而胖的年轻人。高大,在他们那里就意味着至少190cm以上,邦达尔丘克其实也有184cm,但离他们的“高大”尚有距离,并且已经40多岁了,他增重20公斤,垫高鞋跟,剪短头发,还是有缺憾。但总的来说,他抓住了彼埃尔的“神气”。

笔者见到网上有人说英国BBC新版的皮埃尔“接近原著”,且不乏应和者,这种见解真是糟糕得令人吃惊,也反映出大众阅读的浮光掠影。皮埃尔的身上必须具备一种“俄罗斯熊”的感觉:他可以“熊包”,但更有一种“熊性”:他在善良、笨拙、不设防备的外表下充满俄罗斯式的慷慨性格(щедрый)、宽广心胸、阳刚气质。而邦达尔丘克很好地诠释了这种特质。他这个纯血哥萨克骨子里就有一种男性的彪悍,又演出了充满共济会理想的厚重。在此要补充的是,当年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中文版里,乔榛老师给这个角色的配音非常准确,他是真正吃透了这个人物,才去用声音塑造形象的。

强悍的邦达尔丘克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1994年,他在拍摄新版《静静的顿河》期间罹患胃癌。这时,苏联已经不再,他不得不依靠意大利、法国的投资,代价就是用西方的明星扮演苏联的经典文学,艺术的话语权也处处受限,这当然极大影响了影片的艺术质量。本来他的病情可以在意大利得到较好的控制,可是彼时,这位俄罗斯大导演已经无法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最后在充满遗憾的、未完成的《静静的顿河》中撒手人寰。相比《战争的和平》的拍摄,真是令人唏嘘又深思。

文 | 黑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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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文化研究学者,远东网创始人,哈尔滨露西亚文化沙龙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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