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atherine Boylan，伦敦国王学院军事史博士，译者|陈小手，本文原刊于《今日历史》第67期。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利奥·斯蒂文尼（Leo Steveni）是俄国革命时期驻圣彼得堡的英国军官，他积极地活跃在苏俄混乱内战期，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见证者。
1893年10月24日，俄罗斯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Piotr Ilyich Tchaikovsky）在圣彼得堡逝世。次日（根据1918年推行的格利高里历，为11月7日），利奥·斯蒂文尼在同一个城市出生。他的父亲威廉·奥斯卡·斯蒂文尼（William Oscar Steveni）是瑞典裔，出生在英国赫尔港，而他的母亲伊丽莎白·莱昂诺夫娜（Elizaveta Leonovna）则拥有俄罗斯和德国双重血统。她的祖父列奥·佩罗夫斯基（Leo Perovsky）伯爵，不仅是贵族拉祖莫夫斯基（Razumovsky）家族的后裔，还曾是一位功名显赫的将军兼沙皇尼古拉一世政府的部长。
拉祖莫夫斯基家族原本是克里米亚哥萨克，依靠族内两个兄弟的努力才晋升为贵族：他们一个是俄国伊丽莎白女皇的情人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Alexi Razumovsky），一个是凯瑟琳大帝的朝臣凯里尔（Kyril）。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xis Tolstoy）是俄国有名的作家、诗人，同时也是利奥的远房表亲，属于拉祖莫夫斯基家族的另一个分支。利奥的家族看似光鲜亮丽，实则有很多黯淡不堪：索菲亚·普罗夫斯卡娅（Sophia Perovskaya）于1881年4月3日因为参与谋杀亚历山大二世而被绞死；利奥的母亲是两代人乱伦后的私生子，这些都为利奥·斯蒂文尼成为叛乱煽动者打下了基础。
利奥的父亲18岁时离开赫尔前往俄罗斯，于1883年成立木材出口业务，并通过将木材从沙皇庄园出口到英国而日渐壮大。1902年，为了表彰威廉的工作，俄罗斯政府授予了他红宝石钻戒。
根据他的回忆录，利奥的童年犹如田园诗一般。他们的家庭别墅坐落在海军堡垒喀琅施塔得岛对面的芬兰湾，利奥和他的两个妹妹就在那里度过了夏天。1902年10月，9岁的利奥被送到伯恩茅斯的预科学校。两年半之后，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在夏天回到了芬兰别墅，在阿姨和叔叔的陪伴下于伦敦度过了圣诞节和复活节。接着他又被送到拉格比公学，在那里他“远谈不上学业优秀”，但这个学校为他提供了“极好的背景…纪律，责任，以及我相信他（知道了）如何‘遵守规则，按章办事’。”
利奥回到圣彼得堡，加入他父亲的事业，并参观了俄罗斯各地的森林和锯木厂。在战争爆发之前，他过着“异常精彩”的社交生活：在马林斯基剧院看芭蕾舞剧、听歌剧；与其他2000多名英国社区的成员一起参加体育活动，他们在城市郊区都拥有工厂，并雇佣了大量的英国人。
在这样一个充满特权的成长环境下，利奥的镀金青年时代最难忘的时刻之一，是1914年6月，海军上将戴维·贝蒂爵士(Sir David Beatty)率领英国巡洋舰中队访问圣彼得堡。三艘战斗巡洋舰停泊在喀琅施塔得，轻型巡洋舰则锚定在尼古拉斯大桥的下面。贝蒂受到了沙皇接见，中队也被市政府和英国移民队热情款待。作为礼尚往来，中队在喀琅施塔得举办了一场舞会——以新西兰巡洋战舰作为舞池，玛丽皇后巡洋战舰成为宴会场。一场“美妙之夜”过后，利奥在早上9点回到家，仍然穿着他的“燕尾服”。与此同时，德国报纸批评了这次的事件，认为其过于浮夸，还谴责了英国皇家海军在“德国”波罗的海航行中的挑衅行为。
亲历革命：从前线发回报告
1914年8月战争爆发后，利奥作为英国军事使团的一员，隶属于俄罗斯总参谋部。他的工作包括从俄罗斯总参谋部获取有关在东线作战的德奥军队的情报，并向俄罗斯方面汇报从西面的英法处获得的有关德军的类似信息。这是一项艰难但有益的工作;俄罗斯海军部警告英国海军情报部门说，德国公海舰队已经离开了基尔。1915年1月24日，这个消息使贝蒂成功地在多格滩海战中取得进一步成果。
在执行任务期间，斯蒂文尼和以下几个主要的军事人物一起工作：中校萨缪尔·霍尔男爵（Samuel Hoare，后来的坦普尔伍德子爵），少将阿尔弗雷德·诺克斯（Alfred Knox，1911年被任命为英国驻俄罗斯军事武官，会说流利的俄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军的联络官。——译者注）爵士，以及少将阿奇博尔德·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后来的陆军元帅）。到了1917年初夏，他成为一名军事武官，由军事专员诺克斯将军指挥，而后他被派往波兰的俄方前线担任联络官，并向邓尼金（Denikin）将军汇报。十月革命后，邓尼金将军逃亡到俄国南部，领导了该地区的白军。在前线的这段期间，斯蒂文尼被授予俄罗斯圣安妮勋章，并暂时晋升为上尉。
沙皇在三月退位。部队士气低落，因为自由临时政府取代罗曼诺夫王朝后，迫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压力，同意引入政委和士兵委员会。1917年3月15日临时政府发布“第一号令”，废除了武装部队中的死刑和敬礼，导致诸如纪律崩溃、不服从、逃跑、越级私交，甚至谋杀军官等一系列越轨行为。面对如此乱局，临时政府还是试图恢复秩序，为民主体制选举的立宪会议作好准备。然而同时，政府仍在继续诉诸战争，而布尔什维克“面包、和平和土地”的简单口号所传递的内容，对于疲惫的民众来说则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的临时政府让俄国陷入无尽的战争中，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发动政变，却又把俄国拖向下一个战争漩涡。
斯蒂文尼认为，革命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供给部队的效率低下、腐败，以及动员数以百万计不受欢迎且无法就业的预备役人员造成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前线。他眼看着列宁安身于沙皇的情妇克谢辛斯卡夫人（Madame Kshesinskaya）的宫殿里，攻击临时政府软弱无力的民主尝试，并呼吁工人们推翻其统治。
斯蒂文尼从前线回到了彼得格勒，重新肩负起军事使命。1918年2月，他与英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一起撤离了这座城市，准备经芬兰、瑞典和挪威返回英国。斯蒂文尼的父亲和两个姐妹这时已经去了瑞典。1918年2月，布尔什维克为疏散英国社区提供了一列火车，但是出发日期却被推迟了，因为有三名重要的布尔什维克成员还在滞留在英格兰，直到他们被允许前往俄罗斯，列车才得以放行。回到苏俄不久后，其中的格奥尔基·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就成了外交事务的人民委员。
转战哈尔滨：与白军领袖的相逢
他们最初的计划是让队伍前往赫尔辛基，然后乘雪橇穿越冰封的海面，经过奥兰群岛前往斯德哥尔摩。但这些地方已被德军占领，芬兰也卷入了激烈的内战中。虽然赫尔辛基被“红色”力量攻占，但使馆工作人员和军事使团官员允许向北进入被“白军”占领的坦佩雷。
两军之间有17公里的距离，斯蒂文尼是选择与白军接触的两名英国军官之一，他们沿着铁路线骑着“可怕的”芬兰小马，手持一面联盟旗帜和一面白旗，并由两名芬兰向导陪同。随着铁路线两边步枪的火力增加，向导们抛弃了他们。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与乘坐滑雪板的白军巡逻队取得了联系。这些芬兰白军中有许多是俄罗斯战线上的德国猎兵（J?ger）部队的军官，在白军总部还有更多穿德军制服的军官。鉴于两国仍处于交战状态，这对两名身穿英国制服的军官来说是一次尴尬的经历。
不过白军还是提供了20个雪橇让他们从“红军前线”取走行李，还提供了一列火车，让队伍经过芬兰西北部的托尔尼奥，通过瑞典边境城镇哈帕兰达前往斯德哥尔摩。交战双方似乎是愿意合作的，但是斯蒂文尼在回忆录中说道，谈判“很伤脑筋”。队伍陆续到了斯德哥尔摩、奥斯陆和卑尔根，终于在1918年3月21日德国在西线展开攻势时，他们启程前往勒威克，最终抵达了阿伯丁。
斯蒂文尼没有在伦敦待很久。在诺克斯将军的建议下，他被命令前往西伯利亚联系白军，报告他们的行动和在未来远东地区的联合干预事件中潜在的战斗力量。1918年6月初，他通过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向西行进，到达了满洲的哈尔滨。在那里，他被介绍给后来的临时全俄罗斯政府最高统治者高尔察克（Kolchak）上将：“我受到了海军上将的友好欢迎，他穿着英国风格的军装，配着俄罗斯海军上将的肩带。”
高尔察克曾担任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司令，尽管有了第一号令，其舰队却依然保持着高度的纪律性。高尔察克给斯蒂文尼介绍了当地的相关情况：有两个哥萨克首领，分别是格里戈里·谢苗诺夫（Grigori Semenov，日本人支持的贝加尔哥萨克首领——译者注）和伊万·卡尔梅科夫（Ivan Kalmykov），他们两人如强盗般在中东铁路活动,试图在外贝加尔山脉（贝加尔湖以东的山区）和以符拉迪沃斯托克为中心的海滨地区筹集武力，与布尔什维克作战。然而，高尔察克把哈尔滨称之为“阴沟”，并对俄罗斯各派集结成一股抵抗力量感到绝望，当然他可能没有向斯蒂文尼提及此事。这位“最高统治者”给斯蒂文尼一节编号为2013的私人车厢，斯蒂文尼在上面升起了国旗，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开始了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旅行。
在哈尔滨，斯蒂文尼会见了各派系的领导人：主要是中国东部铁路长官霍尔瓦特（Horvat，沙皇俄国派到哈尔滨的中东铁路局局长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译者注）将军，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斯蒂文尼称霍尔瓦特为“极右派”，他赞成日本单独干预，但社会主义者更倾向于让所有的协约国都参与进来，他们担心日本人只对吞并领土感兴趣，并将恢复反动政权。
协约国出兵：五花八门的“拦路虎”
斯蒂文尼见到谢苗诺夫的时候，他正在俄罗斯境内招募部队，这支部队大约有1200人，主要是外贝加尔哥萨克和200名塞尔维亚人。他还参观了奥尔洛夫（Orlov）上校派出的500人分队，其中包括在满洲边境卡尔梅科夫手下的150名乌苏里哥萨克人。在日本的资助下，两支军队洗劫村庄、抢劫火车、肆无忌惮地杀害俘虏，可谓无恶不作，但斯蒂文尼认为协约国应该支持他们。因为随着列宁签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迫切需要在东方创建一条新战线来缓解西线的压力，协约国也已经派出大量的物资和弹药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码头，不得不严加防守。
为了防止布尔什维克把这些物资转移到西部，英国把萨福克巡洋舰派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两个月后，美国人带着他们的巡洋舰“布鲁克林号”来了。更多的援助来自一股意想不到的力量。捷克军团此前一直在与俄国人对抗德国，现在他们正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向东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以便从港口出发加入西线的盟友。布尔什维克打算利用捕获的物资与正在行进中的捷克人作战，但从捷克军团来的12000名士兵此时已率先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他们隶属于一位资深的沙皇参谋总长季捷里赫斯（Dieterichs，俄国陆军上将，以保皇派与反犹太主义的主张闻名，后出任捷克军团参谋长——译者注）手下。1918年6月29日，季捷里赫斯率领这些士兵发动叛乱，在没有遭遇什么阻力的情况下，推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苏维埃政权。
由于没有残存的布尔什维克，协约国联合干预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帮助捷克军团，日军空降三个师，美军从马尼拉调来两个团，英国部署两个营—来自香港的米德尔塞克斯军团第25营，后来又加入了来自奎塔的汉普郡联队的第9营，还有一支来自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营。此时布尔什维克与捷克已经在铁路线上展开战斗，在协约国支持下，捷克军团控制了从伊尔库茨克到乌拉尔山区之间西伯利亚铁路的大部分地段。托洛茨基（Trotsky，布尔什维克主要领导人、十月革命指挥者、苏联红军缔造者和第四国际精神领袖——译者注）对捷克人决定从俄罗斯出逃感到怒不可遏。
屯兵满洲里：坐视红白两军相争
斯蒂文尼写道：“两个所谓的政府，承诺向红军发动战争：它们分别是霍尔瓦特的“临时全俄罗斯政府”，获得了奥尔洛夫上校和卡尔梅柯夫手下乌苏里哥萨克人的共同支持；以及来自敖德萨的犹太社会革命者彼得·德伯（Peter Derber）领导下的“西伯利亚自治临时政府”，在该政府控制下，无论是捷克还是协约国的代表都不允许进入符拉迪沃斯托克。霍尔瓦特提议让季捷里赫斯将军指挥他的部队，但遭到了拒绝，先前捷克军团接受了卡尔梅科夫的哥萨克分队，不过那是因为捷克人没有自己的骑兵。捷克人开始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北的地区清除布尔什维克的势力。季捷里赫斯将他的部队从满洲向西推进，以突破布尔什维克军队占领的外贝加尔，期望与伊尔库茨克东部的年轻捷克领导人盖达(Gaida)上校联合起来。
在这个阶段，斯蒂文尼接到了来自战争办公室的命令：“向捷克斯洛伐克总部报告，并成为季捷里赫斯的联络官”。他在2013号列车车厢中离开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搭上季捷里赫斯工作人员的火车，并与他一起前往谢苗诺夫总部所在地—满洲的满洲里。
斯蒂文尼提供了关于季捷里赫斯的详细描述：他是沙皇军队的一名中将，为布鲁西洛夫（Brusilov）将军担任首席参谋。1916年，布鲁西洛夫在加里西亚向奥匈军队进利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也参与其中。季捷里赫斯是一个能干的军官，但天性安静而谦虚。他虔诚地信仰宗教，并且在他的私人列车车厢中安置着大量圣像。他被邀请加入捷克军团，并监督其转移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再从那里前往法国。季捷里赫斯穿着捷克中尉的制服，没有在俄军服役时获得的勋章。
在视察了满洲里的第8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后，季捷里赫斯在九月初成功地找到了捷克-塞尔维亚军事指挥官拉多拉·加杰达（Radola Gajda），会合地点是在满洲边界附近的奥洛维亚纳亚（Olovianaya）。这时，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捷克人已经与西部的捷克人取得联系，从伏尔加到太平洋的整条西伯利亚铁路都在他们手中。
斯蒂文尼在火车中遇到了季捷里赫斯的工作人员吉尔萨博士（Doctor Girsa），他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Tomas Masaryk)政府的一位部长。他还让《每日邮报》记者伯纳德·福克(Bernard Falk)和加拿大第22轻装步兵队的乔治·卡维尔（George Carvel）乘坐他的车厢。卡维尔当时在哈尔滨，担任路透社记者，但斯蒂文尼认为他另有打算。福克在奥洛维亚纳亚采访了加杰达，认为他“像汉尼拔一样”。
与此同时，斯蒂文尼听说布尔什维克在西伯利亚的势力被清除，小到铁路沿线，大到从该地区的主要城镇直到北部的乌拉尔和南部的萨马拉其势力都已奄奄一息。他还了解到今年七月份，就在捷克人占领叶卡捷琳堡三天前，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在此遭到布尔什维克的杀害。更重要的是，他得知诺克斯带领的英国军事使团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斯蒂文尼又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季捷里赫斯会面，季捷里赫斯正在访问诺克斯和各个协约国的军事和外交代表。另一方面，高尔察克离开哈尔滨去了东京。
十月初，斯蒂文尼和季捷里赫斯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乌拉尔市以西的乌法，以调查那里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早前，在乌法成立了一个“临时全俄政府”（Directoria），它以社会革命党人阿夫克森齐也夫（Avksentiev，支持二月革命，在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中担任各种职务，1918年11月，在高尔察克上将的军事政变中被捕——译者注）和晋季诺夫（Zenzinov，参与过二月革命，支持临时政府，同样在政变中被捕，后被流放到中国——译者注）为领导，并且获得了职业军人博尔德列夫（Boldyrev，曾在波兰指挥过一支俄罗斯军队）将军的支持，因此这个反布尔什维克政府很快站稳了脚跟。临时全俄政府希望将据点从乌拉尔以东转移到鄂木斯克，因为那里有一个军事指挥部，还能获得一些哥萨克人的支持。右派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也在鄂木斯克之外，这是诺克斯所支持的政府。10月21日他访问鄂木斯克时，故意没有正式拜访临时全俄政府的主席阿夫克森齐也夫，并告诉博尔德列夫将军：如果临时全俄政府不与西伯利亚政府达成协议，他将组织推翻它。然而，在11月5日，这两个相互对抗的政府合并了，西伯利亚政府的部长理事会成为新的全俄罗斯临时政府，这使得临时全俄政府仅仅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首脑，几乎没有行政权力。
11月16日，高尔察克从东京返回鄂木斯克，第二天，俄罗斯总参谋部 (Stavka)的几名军官向他提议，希望他领导成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以取代无效的临时全俄政府。高尔察克拒绝了。但当天晚上，由首领克拉西尔尼科夫(Krasilnikov)领导的一群哥萨克人绑架了四名临时全俄政府成员，并把他们带到其总部。结果，临时全俄政府的其他成员辞职，部长理事会提议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权，由高尔察克来领导。
与此同时，在10月的时候，斯蒂文尼前往车里雅宾斯克和叶卡捷琳堡，沿途遇见诺克斯，和他说到了白军取得的胜利。他们一起回到鄂木斯克，米德尔塞克斯团的一个营接待了他们。11月7日，诺克斯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留下了一名骑兵军官尼尔逊（Neilson），以及斯蒂文尼，好让他作为与总参谋部的联络官。他们都住在斯蒂文尼的车厢里，车厢的位置刚好在总参谋部对面的支线上。11月18日早些时候，斯蒂文尼在他的2013号车厢里得到了高尔察克政变的消息。
最高统治者：谁来拯救高尔察克？
所有的军事部队和民政部门的指挥权都将归高尔察克所有。在鄂木斯克，他被宣布为：俄罗斯领土上所有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军队的最高统治者和总司令。临时全俄政府里被捕的成员被移交给了米德尔塞克斯团的一个排，他们被带到满洲边界，承诺不要在鄂木斯克对新政府进行任何敌对行动。
法国人以及俄国人后来都怀疑英国人可能策划了政变，并且尼尔逊和斯蒂文尼也参与其中。尼尔逊讲俄语，从战争开始起，他就在诺克斯手下当工作人员。历史学家乌尔曼（R.H.Ullman）将斯蒂文尼形容为“希望恢复沙皇政权的彻底的反动派”。协约国代表指挥官、法国将军雅南（Janin）在1923年的回忆录中声称，斯蒂文尼曾参与策划政变的详细计划。不过，高尔察克当初在访问这位法国高级专员时，应该是在身着制服的尼尔逊的陪同下。
沃德（Ward）上校一听到政变的消息，便立即将他的武装营带到鄂木斯克的大街上。他是高尔察克要访问的下一名军官。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英国介入的怀疑。战争办公室说，尼尔逊是“急躁、不负责任”的人，并指责他“最近在政治事务上的行为”，外交部认为这是“高度轻率的行为，并倾向于妥协”。然而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在描写高尔察克的书中，却说尼尔逊和斯蒂文尼没有参与任何政变，不过他相信英国政府是参与其中的。而斯蒂文尼本人则澄清道：“关于这件事精湛而准确的叙述使我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解释。”
当政变的消息传来时，英国政府一直在讨论是否要实际承认鄂木斯克政府，这削弱了弗莱明关于英国参与其中的推论。在沃德的帮助下，尼尔逊和斯蒂文尼成了政变的煽动者吗？也许新的西伯利亚政府比高尔察克在内战中表现得更为成功。诺克斯称高尔察克“缺乏真正的人格力量”，而他的同事沃德写道:“我觉得他甚至不能管理好一件小事。”
1918年11月底，斯蒂文尼前往外贝加尔的赤塔与谢苗诺夫进行谈判，谢苗诺夫不仅拒绝承认高尔察克是最高统治者，而且还干扰运往西伯利亚西部的军火列车的行进，扰乱其补给线。他们要求谢苗诺夫派出一些哥萨克人，协助高尔察克抵抗乌拉尔的布尔什维克，谢苗诺夫闪烁其词，但他同意停止干扰火车交通。斯蒂文尼在赤塔停留了六个星期，住在他的车厢里。在这期间，有人试图暗杀谢苗诺夫。
谢苗诺夫几乎毫发无损地活了下来。斯蒂文尼祝贺他成功脱离险境时，被带到这位首领的卧室里，谢苗诺夫在这里享受着他吉普赛情妇“玛莎”（Masha）的爱慕之情，玛莎以前是哈尔滨歌舞厅的一名歌手。
谢苗诺夫从来没有离开赤塔，1920年白军被击败时，他向其日本庇护人寻求保护，但日本在1945年8月投降，苏联政府要求引渡并处决他。斯蒂文尼喜欢他：“他是一个战胜德国人的大人物。”然而，他本可以帮助高尔察克，但却总是跟他作对。不过，高尔察克在1920年1月被伊尔库茨克的布尔什维克俘虏时，谢苗诺夫还是派了一支小部队去救他。长期以来，仇恨捷克人对高尔察克构成了致命打击，他最终被出卖给了布尔什维克。1920年2月7日，高尔察克在伊尔库茨克一条冰冻的河流上被枪杀，他的尸体穿过冰洞，深深沉了下去。
1919年，斯蒂文尼在白军驻鄂木斯克总部担任诺克斯的联络官，并从前线发回报告。起初，白军获得了许多成功，特别是在北部地区。佩佩利亚耶夫（Pepeliaev）将军的第一军从叶卡捷琳堡迅速转移到彼尔姆和维亚特卡，希望从阿长埃尔的德维纳河基地而来的俄北部救援部队能与他们会合。在伏尔加地区，卡普佩尔（Kappel）将军领导下的白军则并没有那么成功，英国军事使团刚刚把卡普佩尔的整个部队装备换成英国制服，许多士兵就不得不被沿途抛弃。对英国军团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斯蒂文尼在1919年三次到达前线，有一次是在四月份陪诺克斯到访彼尔姆和维亚特卡。最终，因为托洛茨基改组红军的努力生效，以及从德国释放的战俘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这位伟大的苏联指挥官将成为斯大林清洗工作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于1937年被处决）的光荣战果，白军节节败退。
英国军事使团在叶卡捷琳堡、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的英国教官的指挥下，为白军开办了训练学校，但高尔察克的军队已支离破碎，至少有两名教官—布赖恩·霍罗克斯（Brian Horrocks）和埃里克·海斯（Eric Hayes）被布尔什维克俘虏，他们都担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将军。虽然季捷里赫斯成功在托博尔河以西进行了反攻，但布尔什维克仍在继续前进，鄂木斯克也受到威胁。10月30日，诺克斯在他鄂木斯克的火车上举行了一场小型、沮丧的晚宴，不久之后，季捷里赫斯就建议高尔察克把他在西西伯利亚西部额尔齐斯河以东的整个军队重新整合起来。诺克斯于11月7日离开乘火车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其他盟军两天后撤离，高尔察克则拒绝离开。11月13日，斯蒂文尼、霍罗克斯和海斯也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在第二天早上展开行动，封锁了高尔察克的生命线。
利奥·斯蒂文尼上尉随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度过了一个星期，几周后，他与在上海的妹妹和其丈夫一起，终于在1920年6月中旬抵达提伯利，在那里遇到了他们的父亲。那年七月初，乔治五世给他颁发了官佐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结束了见证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且勇敢、足智多谋又不平凡的英国军官在俄罗斯的历险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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