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此刊载纪念我的老师瓦莲京娜·巴蒲洛夫娜·韩

【我的老师】​[整理版]“女特务”瓦莉娅的故事-远东网

(瓦丽娅老师和作者的签名,老师在签名两个多月后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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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没有哪个边远城市能像曾经有,,种语言交汇的哈尔滨那样,给胡适、瞿秋白、朱自清等诸多文化名人留下不尽的惊奇和感叹。上个世纪,,年代初,哈尔滨有“四大美女”。在这四美女中,居然有三个成了“女特务”~其中之一叫瓦莉娅,上世纪,,年代那部反特影片《黑三角》里的女特务,就是以她为原型塑造的。瓦莉娅懂五国语言,弹得一手好钢琴,还经常登台表演舞蹈,这样一位近乎完美的女子却命运多舛。《“女特务”瓦莉娅的故事》一书,讲述了她充满传奇的人生历程。
托里亚,你在哪里,
瓦莉娅的父母都是朝鲜族人,他们从海参崴来到中国的东北,瓦莉娅出生在中国,她的朝鲜名字叫韩明禧。瓦莉娅在哈尔滨俄侨办的学校读书,她的俄语说得比朝鲜语还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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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岁,水兵舞留影)

,,,,年,瓦莉娅在朝鲜民族协会做秘书,和初恋男友托里亚正在热恋中。,月,,日,她和托里亚相见的时候,情绪有些激动,因为日本天皇宣布战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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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里亚挽着瓦莉娅的手轻轻地说:“苏联红军来了,我们该结婚了。”这样朴实的求婚,让瓦莉娅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可是,苏联红军对那些和日本人紧密勾结以及有牵连的俄侨是不会放过的,过了几天,托里亚和他爸爸就被带走了。托里亚的被捕大概是因为他在日本人开的公司做事,他的爸爸曾经为日本人写过文章。
,月,,日,瓦莉娅如约来到了哈尔滨火车站——她和托里亚约好在这里见面。可是直到天黑,还没见到托里亚的影子。那天,她第一次尝到了等待的滋味。后来,托里亚回到苏联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在那里做苦工,最终活了下来,并且结婚了。,,,,年,瓦莉娅和托里亚在哈尔滨重逢。那一年,瓦莉娅,,岁,托里亚,,岁。

又一个托里亚
新中国成立后,瓦莉娅在哈工大当俄语秘书。在校运会上,瓦莉娅邂逅了另一个“托里亚”。“我叫王维嘉,也叫托里亚,是工业大学的体育老师。运动会结束后我送你回家好吗,一定等我~”他那阳光般的微笑,让瓦莉娅觉得他们会有一段故事。
可是,他已经结婚了。妻子是一个朝鲜和俄罗斯的混血儿,有一个儿子。但是,他们夫妻的关系很不好,他的妻子在外面有恋人。王维嘉和瓦莉娅的事她很快就知道了。但是,她对他们俩的事基本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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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家福)

“开始我不习惯,有些害怕,他毕竟是一个结了婚的人,许多人批评我和别人的丈夫在一起。”瓦莉娅很坦诚地说。“那时我很孤独,爸爸妈妈都不在哈尔滨。”瓦莉娅觉得很寂寞,她渴望一种关怀和依靠。于是,他成了她家的常客,她会给他做饭吃,像妻子一样。她突然有了一种家庭主妇的感觉,他们的爱情就这样悄悄地发芽了。她觉得,自己应当告别过去,尽管这样的告别有些冒险。
她对自己身边的这个男人充满着幻想和期待,觉得他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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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母亲。她天真地等待着王维嘉和妻子离婚。“他的话很少,就是用行动缠着我,像我的影子一样,让我没有机会和别人好。我很苦恼,他在我面前痛哭过很多次,说他无法摆脱家庭,也无法娶我。”可她不知道,这一等就是,,年。然后,瓦莉娅被送进了监狱。又过了,,年,她出狱了,王维嘉的妻子也去世了,他们又见面了。但是,王维嘉已经是别人的丈夫了。 黑色轿车把她带走
当了一阵俄语秘书,瓦莉娅又被调到黑龙江省歌舞团弹钢琴。成了“文艺界人士”后,她有机会和省、市领导接触。那是一段快乐的日子。瓦莉娅已经,,岁了,但她还像孩子一样贪玩。,,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瓦莉娅的父母还是“无国籍人士”,他们想回到世代居住的海参崴,瓦莉娅也准备一起回去。然而,去苏联领事馆签证时,使馆人员却说服她留下,理由是:“会弹钢琴的苏联人都回国了,我们需要你留下来教我们的孩子。”,,,,年夏末的一天,瓦莉娅被一辆黑色轿车“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从此开始了她的铁窗生涯。

,,,,年,月,,日,团里派瓦莉娅去吉林省图书馆当一个月的打字员。那天晚上下着大雨,瓦莉娅在车站等车,一辆黑色轿车悄悄地靠近了她,把她带到了哈尔滨公安局。
审讯开始了。
“你到苏联领事馆去了几次,”
“,次。”
“他们给你什么任务了,”
瓦莉娅瞪起了眼睛:“任务,没什么任务啊。他们就讲了苏联的情况,他们想让我做他们的钢琴教师。我说,我是要尽快去苏联的,他们还劝我不要着急。这是什么任务,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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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要出国,苏联方面已经了解了你家庭的情况,他们就是要利用你们这样的人当情报员。”
瓦莉娅突然想起来了,她“哎呀”了一声说:“火车要开了,为什么还不让我走,”
四周的人被她的神情激动了。他们不懂俄语,以为她招供了。他们一起向翻
译望去。在翻译的帮助下,他们弄明白了,她还在做梦,以为自己能去外地出差。
他们说:“没关系,明天也可以走的。”
瓦莉娅天真地以为,他们问过几个问题之后就会让她走了。她没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也没想到自己一踏进这个门槛就是十年。她不知道,这时公安厅已经把她作为特大案件对象进行侦查和审理了。 你怎么矮了,,公分,
无休止的审讯和等待让瓦莉娅几乎发狂,她甚至想要自杀。后来她在监狱的“放风”队伍中,惊讶地发现当时的省长李范伍、副省长欧阳钦„„她不知道,外面“文革”的熊熊烈火正席卷整个神州大地。也就在监狱里,她开始学起了汉语。在监狱中呆了,年多之后,瓦莉娅才等来了宣判:判处有期徒刑,,年,罪名是“苏修特务”。
狱中的艰苦生活,让她的身体每个关节都被疾病严重损伤,她走路的样子有些可笑:佝偻着身子,一步一步地往前蹭。那个走起路来像一阵风似的,轻盈、飘逸、美丽的女人哪里去了,
门开了,妈妈走进来,瓦莉娅睁大眼睛盯着妈妈。快十年了,多么漫长的光阴。妈妈用俄语轻轻地问:“瓦莉娅,是你吗,”她不相信眼前这个矮小的、头发苍白的、掉了门牙的女人就是自己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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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初中毕业15岁前排左七哈尔滨俄侨中学)

这时瓦莉娅不能说话,不敢说话,只要一开口,泪水会一下子涌出来。那就糟了,妈妈会立刻被拉走,她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妈妈~”她喊不出声来。
妈妈的嘴角微微地抖动着,“孩子,是你„„”瓦莉娅只能无声地点点头。
泪就这样在她们母女心中流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屋里静得能听见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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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跳。
妈妈:“瓦莉娅,你为什么矮了,”
“我得了风湿性关节炎。”瓦莉娅说。
瓦莉娅刑满后,被“释放”到了一个劳改农场。当年身高,(,,米的她,出狱时变成了,(,,米的佝偻妇人。她想请假回去看母亲。管教干部说,回家可以,可得结了婚再走。她答应了,只要能回去看母亲,随便怎么都行。管教干部把一个麻脸的劳改犯介绍给她,于是他们去登记结婚。这年她,,岁。
,,,,年恢复高考,不少年轻人找上门来,请求瓦莉娅辅导俄语,也有要学英语或日语的。从此,瓦莉娅成了“老师”,一发而不可收。多年来,她教了三千多学生,他们的足迹如今已遍布海内外。,,,,年,瓦莉娅得到了“宣告无罪”的平反书。,,,,年,她被黑龙江省文化厅授予“优秀离休老干部”的称号„„
在黑龙江省公安厅监狱,曾监禁过一个会五国语言,能出色地表演钢琴和芭蕾舞的“苏修特务”,她是朝鲜人,出生在中国,却完全俄罗斯化,她就是瓦莉娅——上世纪七十年代曾轰动一时的电影《黑三角》中女特务的原型,也是哈尔滨当时四大美女之一。这四大美女中三个被打成“女特务”,包括电影《徐秋影案件》两个“女特务”的原型。《“女特务”瓦莉娅的故事》(周鹤著,文汇出版社)讲述的就是她充满传奇的人生历程。

——编者

在大雨中被黑色轿车带走

瓦莉娅在1954年加入中国籍。那时为了保住工作,无国籍人士必须选择回苏联或是加入中国籍。已在哈工大工作的瓦莉娅,为了照顾好父母,选择了中国。国籍对于她来说并不重要,只要生活得好一点就可以了。
1961年,她去了苏联领事馆,把自己全家的材料交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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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40岁于北京)

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裂痕。
瓦莉娅还记得,第一次去苏联领事馆时,领事、副领事,还有秘书,一起和瓦莉娅谈话。他们看了她递送的材料,对她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说:“你会弹钢琴,能不能留下来教教我们的孩子,会弹钢琴的苏联人都回国了,我们这里很需要你的帮助。”
瓦莉娅说:“不行,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不像以前那样友好了。”
“没关系。我们和中国政府商量商量,你每天来上一次课。”领事说。
“我不想这样。我只想和爸爸妈妈快点离开中国。”瓦莉娅急了。
她打算告辞,领事走到她面前强调说:“你回去考虑考虑吧。”
没过多久,瓦莉娅接到了领事馆的通知书。
这次去的时候,领事非常明确地说:“我们跟中国外侨科谈过了,你可以来教钢琴。我们大人小孩都要学钢琴,工资没问题。”
瓦莉娅说:“我现在为了爸爸妈妈,想尽快去苏联。他们年纪大了,两个儿子都在苏联,我不能留在这里教你们钢琴。”
接着,领事馆第三次通知瓦莉娅见面。谈话的内容没变,结果也没变。
瓦莉娅感觉事态严重,绕开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去了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在那里她又递交了一份申请。那是1963年的夏天。

苏联方面究竟怎么想的呢,

中国和苏联断交后,苏联的克格勃想在中国安插他们的情报人员,也许瓦莉娅就是他们想要利用的对象。因为她有机会和高层领导接触,所以苏联方面一直拒绝给他们一家签证——当然这都是猜测,尤其在那样的年代,这种推论更容易
产生了。
瓦莉娅一家等待着签证的到来。他们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他们。
1964年8月28日,瓦莉娅和以往一样去上班,人事科一位女科长把瓦莉娅叫到了办公室。她对瓦莉娅说:“明天团里派你去吉林省图书馆。那里缺个打字员,你到那里帮助他们做事,一个月就回来。给你发一个月的工资,56元。”
这是单位领导的决定,简单的瓦莉娅想都没想,点头说“行”。
她拿了工资,回家交给了妈妈。想着要到外地一个月,她准备了漂亮衣服、口红和粉盒,还带了一双高跟皮鞋。
8月29日,瓦莉娅在家把所有洗熨的衣服收拾一遍。傍晚,王维嘉来了。瓦莉娅告诉他要去吉林出差,她说:“我很快就回来。外面下大雨,你就不要到火车站送了。”
临走前,王维嘉到商店里给瓦莉娅买了牙膏和牙刷。这成了他送给瓦莉娅最后的一份礼物。
王维嘉在大雨中把瓦莉娅送到了有轨电车站。这时,相反方向的电车开了过来,瓦莉娜催促着王维嘉赶快上车。在滂沱的大雨中,瓦莉娅目送着王维嘉的背景,还有那辆远去的电车。

她送走了她的恋人,也送走了她的过去。

这时,一辆黑色轿车悄悄地靠近瓦莉娅,门突然打开,有人说:“韩明禧(瓦莉娅的朝鲜名字——编者注),请到车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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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莉娅回过头,莫明地看了看。她不认识他们。她说:“我要去火车站。”
“那好,我们送你去火车站。”
他们看到瓦莉娅犹豫着不肯上车,又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
瓦莉娅感到奇怪,但还是上了轿车。然后,他们把她让到中间,一边坐着一个人。
黑色轿车在大雨中飞快地向前冲击,最后在市郊的一座平房前停了下来,瓦莉娅跟着那些人走了进去。她看见屋里已经坐着六七个人,有人介绍说,这是哈尔滨公安局局长,这是省公安厅厅长。还有车上一起来的人和一个翻译。
他们很客气地开始问话了:“你到苏联领事馆去了几次,”
“3次。”
“他们给你什么任务了,”
瓦莉娅瞪起了眼睛说:“任务,没什么任务啊。他们就讲了苏联的情况,他们想让我做他们的钢琴教师。我说,我是要尽快去苏联的。他们还劝我不要着急。这是什么任务,奇怪了。”
“你为什么要出国,苏联方面已经了解了你家庭的情况,他们就是要利用你们这样的人当情报员。”
瓦莉娅突然想起来了,她“哎呀”了一声说:“火车要开了,为什么还不让我走,”
四周的人被她的神情激动了。他们不懂俄语,以为她招供了。
在翻译的帮助下,他们弄明白了,她还在做梦,以为自己能去外地出差。

他们说:“没关系,明天也可以走的。”

几个公安局人员和她谈完了话,要检查她的手袋。她把漂亮的衣服、高跟皮鞋、口红和粉盒通通拿了出来。后来,她洗了个澡,由两个姑娘陪伴着,去另一个房间休息了。睡觉的时候,一个姑娘和她一起睡在房间的里屋,另一个姑娘睡在房间的外屋。
在以后许多的日子里,两个姑娘总是跟在她的身边。
“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那些日子瓦莉娅不断地问自己。一向乐观的她没有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但是,她还是觉得自己遇上了倒霉的事。
她不知道,公安厅已经把她作为特大案件对象进行侦查和审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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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31岁寄给恋人托里亚的照片)

哈尔滨四大美女中有三个成了“特务”

哈尔滨作为东北的交通枢纽地带,解放前一直是多个国家、多种势力活动的场所。在这样一个城市,曾发生过许多震惊中外的大事。因此“特务”一词在这个城市里变得更为触目惊心。
解放初,特务活动仍然猖獗。1948年11月7日清晨,一位渔民在松花江边的“江上俱乐部”西侧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是哈尔滨市文教局秘书赵洁珊,按死者笔记本里的线索,找到了市参议会秘书室女职员邵玉魁,由此引发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潜伏特务组织案”——哈尔滨市邵玉魁壹号案件。
1956年该案被拍成故事片《徐秋影案件》,在全国播放。
女特务徐秋影的美丽让人不能忘记。曾经相传,瓦莉娅和赵洁珊、邵玉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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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是当时哈尔滨四大美女之一。70年代以后,电影《黑三角》也和瓦莉娅联系起来了,据说电影里的女特务就是以瓦莉娅为原型创作的。
进看守所后的每一天都重复着一件事,接受审讯。公安人员给她一本俄文版、北京新华社编发的小册子,上面是有关国家对政治犯的政策。瓦莉娅仔细地看着那本小册子。她实在无法把自己的过去和上面写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但是,她无法表明自己的清白。
“我能怎么办,”瓦莉娅一次次问自己。她感到绝望。她想起王维嘉,想起那次他在她家的院子里,割颈自杀的事情,想起了溅在自己身上那带着体温的鲜血。那惨烈的情景,勾起了她自杀的念头,那是惟一能洗请自己的方式。可是看守所里没有能致死的机会和工具,两个女青年还时时刻刻盯着她。
在一轮轮的审讯中,一个个对立的怒目和叫喊中,瓦莉娅已经变得很冷静了。她在想着怎样解脱这种说不清的纠缠。
瓦莉娅看见了桌子上的水杯,它是易碎的。
生命也是易碎的。
瓦莉娅趁人不注意,抓起水杯,砸碎。迅速拿起玻璃碎片,把它放在脖子上,一抹„„
但她没有这样的机会。机警的公安是不会给她这样的机会的。她的手臂被猛地击了一下,杯子的碎片被打落了。
五个月后,作为重大案件的政治犯,她被关押到省公安厅监狱,在那里呆了十年。

汉语全是在监狱里学的

对瓦莉娅的审讯是件头痛的事,每次审讯都颇费一番折腾。她不懂汉语,审讯员和她交流全靠翻译,审讯进行得像蜗牛爬行一样。
一次提审她时,一位处长突然不耐烦地说:“哎呀,提审你太麻烦了,你干脆学汉语吧。”翻译立刻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她。
瓦莉娅愉快地点着头说:“行~我家里就有辞典,俄汉的、英汉的都有。”
第二天,两本辞典就从她家里取来了。看守给她一张报纸,上面有一篇文章,写的是焦裕禄的事迹。她拿起辞典一边查找,一边记。那是一篇非常生动的文章,她很感兴趣。她想尽快知道里面的故事,急着把它读懂。所以,每天起床,洗漱完毕,吃过早饭,她就一头扎进了辞典里。
这两本辞典,给她狱中的生活带来了丰盛的营养和快乐。她有很好的记忆力,也具备自学的能力。她抓紧一切时间记忆单词,很快她就把那篇焦裕禄的故事读完了。她说:“我从来没有读过这么感人的故事。在中国,还有这么好的人呢~

她还阅读了毛主席的“老三篇”。

有一天,门打开了。进来几个人,有些是领导。就听有人说:“站起来~老三篇背会了没有,”
“背下来了~”
瓦莉娅起劲地答应着,站在那里,精神抖擞地大声背起“老三篇”来。她叽里哇啦的声音非常认真,背得很起劲儿。那些人却听得你看我,我看你。他们绷着的脸松弛了下来。就听有人说:“行了,行了~一句也听不懂。背的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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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在哈工大35岁。前排左四)

话音未落,领导们忍不住笑了起来。看见有人摇头笑得厉害,她知道自己可能出了洋相。
虽然瓦莉娅能读懂那些文字的意思,但是发音不准,字也写得不好看,没人能听懂看懂。她却仍然这样学下去了。
监狱发给她一套四本毛泽东选集。她查阅辞典,她不会写,发音也不准确。但这并没有打消她学汉语的热情。在很短的时间里,把毛选通读了四遍。

如今她微笑着,有些得意地对别人说:“汉语,我是在监狱里学的。”

(编者按:瓦莉娅1975年刑满后被送至齐齐哈尔的劳改农场,1977年回到哈尔滨,1982年获得平反。如今,年逾80的她是快乐自在的。)

2005年年末的一天,哈尔滨俄侨墓地为一位老人举办葬礼。参加她葬礼的80多人中,除了她的弟弟外,其他人都不是亲属。虽然在老人最后的日子里没有亲人的陪伴,可是这位老人“走”的并不孤独,因为这些来为她送葬的人,早已在心里将这位老人当成了自己的妈妈。这位被大家当成妈妈的老人就是瓦莉娅。为什么瓦莉娅在经历了大半生的坎坷后,会赢得这么多人的尊敬与爱戴,记者走进了送葬人群的记忆,了解这位善良、乐于助人老人的后半生。 一个慷慨的“穷人”
瓦莉娅的父母都是朝鲜族人,他们从海参崴来到哈尔滨。瓦莉娅的朝鲜名字叫韩明禧,但是她喜欢别人叫她瓦莉娅。瓦莉娅小的时候在哈尔滨俄侨办的学校里读书,她的俄语说得比朝鲜语还流利,1954年瓦莉娅加入了中国籍。1961年瓦莉娅全家准备回苏联,她曾3次去苏联领事馆办理相关手续,可是最终没能如愿。也正是因为她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连续3次去了苏联领事馆,而被怀疑是“特务”并被关押了起来。当历史还给她清白的时候,她已经是个年近六十岁的人了。瓦莉娅从监狱出来以后就开始以为别人补习外语为生。熟悉她的人说,在二十多年里,有几千名学生跟瓦莉娅学习过,这些学生目前很多都在国外。

田继玲是瓦莉娅的一个学生家长,也是为瓦莉娅送葬人群中的一员。用她的话说,“瓦莉娅是个慷慨的穷人”。田继玲说,也许很多人都会认为办补习班的人很有钱,尤其是生源好的补习班,可瓦莉娅却是个例外。因为她总是用她挣到的钱,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对于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她甚至不收学费。田继玲说,在当今这个社会,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长给老师“表示表示”在别人看来可能并不算什么,可是在瓦莉娅这却绝对不行。瓦莉娅不仅绝对不收家长的馈赠,反而还会经常请学生和家长去饭店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如果谁偷偷地将账结了她还会非常不高兴甚至发脾气。
田继玲和瓦莉娅相识,完全出于一个偶然。1996年田继玲的儿子只有11岁,她想为儿子找一个好的英语辅导老师,经别人介绍她找到了瓦莉娅。孩子跟瓦莉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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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就是十年。她说,起初只是想让儿子跟瓦莉娅学习英语,可是到后来就想让儿子跟瓦莉娅学习做人,想让儿子也能成为像瓦莉娅那样善良、包容、豁达的人。

田继玲说,瓦莉娅一生无儿无女,所以她十分喜欢她的学生,她怕一些没来得及吃饭的学生饿着肚子上课会分散精力。每次学生到她这里来上课的时候,她都为学生们准备很多小点心让学生们上课的时候吃。一次,田继玲提前来到瓦莉娅家,她看到的是瓦莉娅正在屋里忙着为学生们准备吃的东西,这一幕令她十分感动。一位已经70多岁的老人为学生们准备好点心之后又在每个学生的座位上摆上了杯子,并给杯子里倒满了水,还不时的看表。当时地情景,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在等待自己的孩子回来。
提起瓦莉娅的善良,田继玲又讲了另一件事。有一段时间她和爱人发生了一些矛盾经常吵架,结果被孩子听到了,一次孩子在瓦莉娅家上完课后,竟然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瓦莉娅向孩子询问以后知道了内情,马上给她打电话把她找来,像母亲一样耐心询问她和爱人吵架的原因,还像母亲一样劝她:“遇事要往好处想,要包容别人的缺点,要冷静处理。”第二天瓦莉娅又给她打来电话说:“如果你需要冷静一下的话,你可以带着孩子暂时搬到我家里来住,我已经将一间屋子给你收拾好了。我还算计过,我每个月有1400元的退休金够我们三个人的生活费了。”老人的这番话让田继玲感动得热泪盈眶。 田继玲说:“我原以为我和瓦莉娅老人特别有缘,她才会对我和我的孩子特别照顾,可是在参加完她的葬礼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前来参加她葬礼的所有人,都曾经接受瓦莉娅给予的爱和关怀。所以在瓦莉娅的骨灰被安葬的那一瞬间,我们都在心里喊出了‘妈妈,您一路走好~’” 俄侨记忆中的瓦莉娅
也许因为瓦莉娅的父母都是俄侨的原因,她对在哈尔滨市生活的俄侨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2月8日,记者见到了在哈尔滨市的一对俄侨兄弟中的哥哥———安道诺夫。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叫郭力,熟悉他的人都叫他郭利亚。他讲起了他们家与瓦莉娅的友谊。
郭利亚出生在俄罗斯,6岁时随父母来到哈尔滨。当时在哈尔滨的俄侨很多,并且有一个固定的社交圈子。郭利亚的母亲在一所学校里教音乐,后来俄侨开始大批离开哈尔滨,郭利亚的母亲也失去了工作,他们的生活陷入了窘境。

郭利亚回忆,当时的粮食是配给制,而俄罗斯人的主食又以面包为主,所以家里的白面经常只够吃半个月的,这个时候都是瓦莉娅给他们家送来白面以解燃眉之急。瓦莉娅每个月都给郭利亚的母亲送来一些钱,帮助他们渡过生活的难关。郭利亚回忆说,那时母亲每个星期天都会带他和弟弟去瓦莉娅家,而去瓦莉娅家也是他们哥俩最高兴的事。瓦莉娅家的院子里长了很多果树,瓦莉娅用果树上结出的果子做成果酱,每次他们哥俩去的时候都可以饱餐一顿,不仅如此,在瓦莉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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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还可以吃到奶油,那个时候奶油在哈尔滨可算是稀罕物,他们小哥俩只有在瓦莉娅家才能吃到。
随着时光的推移,郭利亚他们长大成人了,但瓦莉娅一直坚持每个月都给郭利亚的母亲送钱,直到他母亲2002年去世。郭利亚说,得到瓦莉娅照顾的俄侨不止他母亲一个人,现在仍然健在的已经90多岁的俄侨夫洛夏每个月都会按时收到瓦莉娅送来的食品和钱。有一次,瓦莉娅生病了起不来,她给郭利亚打电话让他到她家来一下。郭利亚以为是找他帮忙护理,可是瓦莉娅却拿出600元钱,让他去买一些
蛋糕和青菜给夫洛夏送去,将剩下的钱也一并交给夫洛夏,告诉夫洛夏这个月不能去看望她了。

“我是地地道道的哈尔滨人”
尽管年轻时遭受过冤狱之灾,但瓦莉娅对哈尔滨这座城市仍充满感情。今年三十多岁的杨洪涛是瓦莉娅的俄语学生,也是瓦莉娅的助手,他经常陪同瓦莉娅参加一些活动,对老人的“外交”活动非常了解。 杨洪涛说,每次有外国友人来看望瓦莉娅的时候,瓦莉娅都会领着他们游览我们的这座城市,让他们感受哈尔滨的变化,但她却很少提起曾经受到的冤屈,因为她深爱着这座城市。
一次,一位老侨民从国外回来看望瓦莉娅。杨洪涛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来看望瓦莉娅的这位外国老人,小的时候也随父母住在哈尔滨,和瓦莉娅还是儿时玩伴。当这位外国老人知道瓦莉娅一直是一个人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时候,他希望在他回国的时候,瓦莉娅也能同他一起回去。可是瓦莉娅却告诉这位外国老人,她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她爱这些学生,这些学生也离不开她,所以她不能走。

瓦莉娅在俄罗斯的弟弟和侄子曾多次想将她接到俄罗斯去居住,可是都被她拒绝了。瓦莉娅还有一些居住在美国和
澳大利亚的朋友,也都曾表示过要将她接去过优越的生活,也都同样被瓦莉娅拒绝了。瓦莉娅曾对她的朋友们说过,“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哈尔滨人,我对哈尔滨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我离不开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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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俄国东正教老师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