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哈尔滨往事
（抚顺街与偏脸子）
孙美杰
1940年代的哈尔滨曾经流传过一首民谣：
火车头，呜呜叫，吭哧吭哧进地包，
地包里，路向西，过街就是难民里，
难民里，朝西行，眼见莫斯科大兵营，
石板道，大兵营，往北那是祗园町，
祗园町，画纸上，路边有家打牛房，
打牛房，奔道里，坑坑洼洼偏脸子，
偏脸子，朝东走，地包下坡新安埠，
新安埠，住啥人？全是俄国老毛子，
老毛子，开小市儿，全是旧货“打啦也惜”（俄语，旧货之意）。
歌谣所描述的是满洲国时期道里抚顺街民安街一带的状况，时光已跨跃了近百年，斗转星移，世事沧桑，过去的时光、人物及故事犹如微风拂过的尘埃早已飞向遥远的时空，歌谣里的建筑及遗迹亦不复存在。
今天我们寻得到的是歌谣里那条向西行的“石板道”，“石板”虽然已不见但道路仍在，就是今天的抚顺街和民安街。这两条街其实是一条长街，中间由安红街（原来是铁路）截成两段，东半段称抚顺街西半段称民安街。
为何一条街分两段命名？源于两段街道是分别形成，后来连接到一起。
抚顺街形成于刚刚建成中东铁路的1900年，是哈尔滨最早的街道之一，当时位于火车站机车库（俄语“地包”）一侧，被俄国人以欧洲人的命名方式称“地包头道街”，与其相邻的“地节街”称“地包二道街”。1928年由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焕相改称“抚顺街”，张焕相老家抚顺，他用家乡的名字命名了这条街道。
1920年之前地包头道街（抚顺街）很短，西端到地德里街为止，地德里街南北走向，南端跨过东清铁路与南岗的公司街相接，这条铁路和马路平交的道路使用了30多年，是当年道里通往南岗的便捷道路，1940年代停用。1920年后地包头道街向西延长越过安红街铁路和莫斯科兵营头道街(民安街)联通。
民安街比抚顺街形成年代略晚。
1900年，全国各地闹义和团，这些人在慈禧的纵容下打着“扶清灭洋”旗号捣毁使馆、诛杀洋人，在东北各地扒铁路、拆电杆、烧教堂，导致中东铁路建设全线停工。俄国军队以护路为借口进入并占领了东北，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圣彼得堡的御前会议上宣布：“满洲将来必须归并俄国，至少要成为完全依附于俄国的附属国”。
1903年，随着中东铁路的建成，配合沙皇永久吞并满洲地区的步骤，俄国的外阿穆尔军区入驻哈尔滨市，当时部分军队驻扎在民安街一带称“莫斯科兵营”。
事情在第二年发生转机，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表面中立暗中协助日本军队，雇佣辽东农民的马车为日军运送给养，日军以牺牲10万余人的代价打败了俄军，将俄国军队赶出了南满，粉碎了其永久占有满洲的企图，当然，清政府为报答日本将俄国享有的大连、旅顺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的经营权转让日本，外阿穆尔军区作为中东铁路护路部队仍然留驻哈尔滨。
莫斯科兵营驻扎初期民安街一带没有人烟，士兵为躲避严寒挖掘地窖居住，后来从一面坡山区用火车运来石料建造营房，一直到1909年营房才陆续建成。随着营房的规划街道逐渐形成，称“莫斯科兵营头道街、莫斯科兵营二道街、莫斯科兵营三道街”，1920年中国政府取缔了隶属沙皇的外阿穆尔军区，1925年莫斯科兵营头道街改称“兵马街”，1933年又改称“民安街”沿用至今。
也就是说，民安街道路形成时期应该在1909年以后。
1904年至1920年莫斯科兵营内部有一条铁路。这是一条为兵营修建的专用铁路，东端连接安红街铁路经哈站6号门入站里，向西通往顾乡屯方向，该段铁路在莫斯科兵营驻扎期间主要负担运送给养、燃料和建筑材料等。1920年代初铁路拆除。2015年拆除的道里欧洲新城小区南侧的516货场铁路应该是100年前兵营铁路拆除后残留的部分。
莫斯科兵营在民安街驻扎了17年，营房大部集中在民安街南侧，北侧民茂街一带主要是马圈。老哈尔滨的居民将“莫斯科兵营”称为“毛子兵营”，1970年代之前还可以在民茂街一带看到过去的军队营房以及养马的院落等设施。现在都变成了居民区的楼房，兵营的痕迹荡然无存。
1922年兵营被中华民国政府取缔士兵被遣散，营房用来接待大量俄国逃亡来的难民（当时称贫寒俄民），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俄国难民先后在民安街一带建房安家形成俄桥居住区。
这些俄侨多以养牛为业，为道里南岗的欧洲侨民供应鲜牛奶和牛肉，1950年代前民安街北侧由共乐街到通达街的岗上区域（即现在的十六中学一带）有大片的草地，是放养奶牛的牧场。
1980年之前民安街附近带有庭院凉亭的俄式住房及院落随处可见。
抚顺街和民安街1980年代之前街面铺有4条石板，每条石板宽约半米，石板间距约1米，4条石板像铁路一样贯穿长街，相邻石板中心距离1435毫米是四轮马车的标准轮距，该路铺石应该在1921—1923年，是在地包头道街与莫斯科兵营头道街连接后铺设的，是哈尔滨较早以石铺路的街道之一。
那石板路相较于同时期铺设的中央大街路面，有些简陋。不过行车原理类似铁轨的石头路面，应对当年大街小巷穿行的四轮马车，也算够用了,毕竟直到1960年代这条街道还远不是一条繁华的街道。
早年抚顺街上有座漂亮的建筑——抚顺小学，二层教学楼，绝美的建筑艺术，建于1920年代，那栋教学楼在今天看来也堪称经典，可惜在修安发桥的时候拆掉了。
记得幼年，月光下，跟父亲走在抚顺街上，走得很快，见月亮也跟着我们，问：“爸爸，月亮怎么总跟着我们？”
父亲笑了:“好好读书，以后就知道了”
如今，老街仍在，月亮仍在，父亲早已远去。
那条特殊的石板路真的很坚固，一直沿用到1980年代。笔者60年代读书的16中学在那条街上，放学时鱼贯而出的同学们总是习惯踏着长石路面行走，自然地排成数条长队。岁月更迭，时光蹉跎，那长街的石板变得那样光滑，它见证了我们城市的风雨沧桑。
1988年，拓宽抚顺街与民安街，“石板道”彻底消失了。
—— 地包的往事
歌谣所述“地包”即俄语“机车库”之意，抚顺街东端铁路一侧原有两处各22机位的扇形机车库，建于1900年。其具体位置一座在海城桥东侧，在新建的哈尔滨站北侧候车室附近，另一座在海城桥西侧桥下位置。
“地包”主要用于蒸汽机车的保养维修。
在20世纪初，由于工业技术水平的制约蒸汽机车维修周期很短，机车每周都要进入“地包”清理管道和锅炉内的水垢，跑上个把月就要换缸套换轴瓦等易损配件，都要在“地包”内完成。
满洲国时期，三棵树火车站完工后建成了较大规模的机车库，客运机车的维护就转移到三棵树，哈尔滨站的“地包”只负担货运机车的维护。
进入1980年代在哈南建立了新的大规模的货车编组站，货运编组转移到哈南，货运机车的维修也随之转移到了哈南新站，“地包”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陆续被拆毁。
—— 难民里
“地包里，路向西，过街就是难民里”，这里所说的“难民里”位置在民安街北侧的下坎儿，原新阳路铁路员工宿舍以南，也就是今天的福弯街、福民街所在的区域。
1932年8月7日至10日，阴雨连绵，松花江水暴涨，哈尔滨发生大水灾。7日晨，傅家甸九道街至十道街江堤溃决，从头道街至十九道街被水淹没，相继蔓延至道里，市内银行停业，电话断绝，水位高达133.51米。8日，哈尔滨正阳河江堤溃决，三十六棚被水淹没，水势向西部炮队街、警察街、中央大街的十二及十三道街浸没，至10日，道里全部被淹，到处一片汪洋，受灾者超过10万人，难民纷纷去南岗避难。
为应对难民的困境，当时的政府将道里的民安街下坎儿区域划为难民安置区，难民自行建房安家，即形成后来的难民里。
1980年代之前能看到很奇怪的现象，在上坎儿的民安街一带多是欧洲式木屋洋房，下坎儿的难民里完全是东北农村传统的的土坯草房，一街之隔，恍如隔世，仿佛不在一个国度。
祗园町的故事
在民安街西段北侧牧场的下坎儿处，共乐街和通达街之间，1930年代是一片沼泽，有山坡有树林，春季蒲公英的黄花漫山遍野的开，也是景色宜人的地方。
满洲国时期一些日本侨民看中了这块土地，1938年在这里修建了一个公园，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祗园公园。
“祗园”，在日本京都，是闻名遐迩的的园林景区，以艺妓和樱花闻名于世。殖民者习惯用自己家乡的名字命名占领地，例如英国人以家乡的名字命名纽约，荷兰人以家乡的名字命名新西兰。
祗园公园有很多古老参天的榆树和成片的樱桃树，绿色的草坪工整漂亮，园中几栋别墅式建筑。春夏之交满园的樱桃花盛开，鸟语花香。当年日本人这里开有妓院，老哈尔滨人称其为“日本窑子”，这名称一直沿用到1970年代。
据1935年统计，在哈埠的日籍妓女多达4000人，道里一面街和柳树街是日本妓院集中的地方，日本妓院皆以楼命名，如春日楼、旭升楼等，每楼有日妓十余人，大多不接待中国人消费。消费不分国籍的日本妓院在道外北三道街称德福楼，有日妓六七人，来者不拒，妓女能说简单的汉语，云雨一次3元，留宿7元。日本妓女待客和蔼，个人卫生好，价格较贵。同期道外会芳里的本地妓女云雨一次1—2元，留宿3—4元。当时本埠工人工资每月在30—60元，每袋面粉(50斤)价格0.8元。据老人回忆，祗园公园的妓院专对关东军军官服务，是高级妓院，不接待一般市民。
日本电影《望乡》中的年轻妓女阿崎曾高喊：“到哈尔滨去！”，她来过哈尔滨，不知可曾到过“祗园町”？
1960年代，站在土崖上16中学的后操场瞭望，陡崖下面的的美丽园林一览无余。
公园旁边的街道名为“祗园町”（町，日语街）1948年改称“光华街”。
祗园公园的房子50年代后归哈尔滨结核防治医院做病房。
祗园公园的位置现在是居民小区，称“通达世家”。
打牛房的前世今生
“祗园町”东西方向，通达街南北方向，二街垂直相交，跨过通达街攀上很陡的土坡高处便是“打牛房”了。
这家打牛房满洲国时期就有了，其存在应该与民安街一带俄侨养牛业者集中有关。
据老人回忆，满洲国政府对屠宰场的卫生监管极为严格，一旦发现有病的肉牛立即泼洒汽油烧掉，绝对不许流入市场。计划经济时代这个屠宰场是哈尔滨唯一的国营肉牛屠宰企业，直到上世纪80年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现在这个位置已经变成居民小区，称“聚贤花园”。
想起在那个寂静的年代，打牛房的院子里永远是大群的黄牛，年少无聊，在夏季漫长的的午后，几个淘气的同学相伴攀上打牛房的围栏看公牛母牛追逐交配，那可是我们的“性启蒙”啊。牛是有灵性的动物，当被赶到屠宰房时会看到很多牛满脸泪水，绝望的嘶吼声也极为凄凉，它们也有对死亡的恐惧。
既然说到打牛房，和它紧邻的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很特殊的地方也不该被世人遗忘，那是打牛坊的土崖下、现在的新阳路红十字医院街对角区域，松江拖拉机厂家属楼位置，1976年之前是松拖小学的操场。
在1951年，那个拐角区域是一片荒草丛生的低洼地，南面的土崖上是屠宰牲牛的打牛房，崖下是镇反运动枪毙人的行刑法场。据参加过行刑的老人讲述：当时每次都要枪毙几十人，由于死刑犯太多怕行刑时犯人情绪不稳定，在行刑前要欺骗犯人，说转移看押地点，不让被杀者知道死到临头。曾经有一次犯人到刑场下车时突然四散奔逃，行刑者端着枪像追猎野兔一样奔跑追杀。
一位长辈亲眼看到，有一次枪毙十几个人，枪响后人犯全部倒下，开枪的士兵匆匆乘车离去，隔了一会儿被毙的死人中有一个动了动站了起来，脸上流着血，踉踉跄跄地朝江沿儿方向逃跑，几个少不更事的孩子跟在后面看热闹，那人犯一脸痛苦地哀求孩子们不要跟着，这时恰巧一位军官穿戴的人路过，看此情景迅速从腰间掏枪连发几弹击毙了人犯。
那年冬天集中枪毙的人太多，一批批毙完了就扔到荒野里，来不及掩埋，日子一多就聚集了成群的野狗，吃人肉，黄昏时路人不敢从新阳路街口走，那些野狗吃惯了人肉对活人也发生兴趣了。
直到1960年代笔者读小学时那片低洼地还没有完全填埋，经常发现死去的婴儿扔在那里。记得最后在那里见到死婴是1970年，一个死婴扔在通达街打牛房下坎一侧，几个月没人管，上学绕着走很害怕。
多年以前父亲对我说，哈尔滨文明，杀人痛快，一枪毙命不让人遭罪，不像农村，土改时农村杀地主是把活人两只脚捆住栓在牲口后面，往收割完的高粱地里拖，活活拖死，肠子都拖出来。
偏脸子
通达街下坡是新阳路，向东走越过安红街铁路便是偏脸子。
偏脸子地区1918年之前是松花江南岸的沼泽，芦苇丛生，塔头遍布，清明前后，南来的大雁排着长队在这里纷纷降落，补充食物，稍事休息，再继续向西伯利亚迁徙。夏季，这里是野鸭、鸳鸯、苍鹭等鸟类的天堂它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这是一块美丽的土地，这是一块富庶的土地。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列宁组建“契卡”（秘密警察），暴力镇压知识分子，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4年期间杀掉俄国人不少于200万。
当年“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指示：“审问被捕者不用找证据，只要问明出身、受何种教育及职业，就可以决定是否处决。”
“契卡”在苏联后来改称“克格勃”，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曾经是“克格勃”成员。
死亡的恐惧迫使大量前沙皇政府政界军界人物、资本家、商人、地主及数以万计的与苏共持不同政见的自由知识分子向东逃命，沿着远东大铁路越过寒冷的西伯利亚来到中国来到哈尔滨，当年我们的国家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这里以自由、宽容、繁华著称于世，对于那些不同信仰不同身份的人们，哈尔滨是他们向往的自由之城。1922年哈尔滨的俄侨数量达15万余人。
部分逃亡者在斜纹街以西的沼泽地带扩土建房生存了下来，在后来的几十年他们同本地人和睦相处繁衍生息，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在这里建学校、建教堂、建街道、建市场，形成了繁荣的城市社区，这就是“偏脸子”。
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优秀的文化在19世纪孕育出众多享誉世界的大师，普希金、门捷列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科夫、果戈里、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列宾……，群星璀璨。1917年的暴力革命斩断了俄国文化的根，在独裁暴君控制的土地上俄罗斯人传统的信仰和文化被彻底摧毁。
但是，20世纪前半叶，哈尔滨土地上俄罗斯人的政治文化却变得异常发达，文学、音乐、戏剧及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水平令世人瞩目，东正教、基督教、犹太教及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及教派在哈尔滨并存并繁荣发展，1922年俄罗斯人在哈尔滨出版的报刊达60余种，就在那个年代他们创办了闻名于世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那个年代，哈尔滨已经当之无愧的成为世界俄罗斯文化的中心。
不过，这种幸运没有躲过1945年。
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哈尔滨，这是很可怕的一支军队，抢劫、强奸、杀人。中共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就是这年11月在老巴夺土崖边上遭红军士兵抢劫并被打死。那个冬天偏脸子的很多住户在树上吊起破水桶，发现红军过来便敲响，人们听到马上插门躲起来，年轻女人上街脸上要涂锅底灰以免遭强奸。那个年代过来的哈尔滨人谈起那些“毛子”没有什么好感。红军把不入苏联国籍的哈尔滨俄侨称“白俄”，视为敌人。
1945年9月2日苏联红军代表在哈尔滨举行了为庆祝战胜日本人的招待会。仪式上召集了城市里所有的俄侨知识分子——学者、工程师、音乐家。这些人被直接从隆重的晚宴上带走，在红军士兵的押送下到了火车站，押上火车离开了哈尔滨。到目前为止，谁也不知道，这辆火车开到了什么地方，这些人究竟怎么样。老哈尔滨人还记得，1945年的隆冬时节，偏脸子的俄侨数量已大大减少，在后来的十几年里，俄侨陆续离开哈尔滨，到1960年代的中期哈尔滨剩余的俄罗斯人已经屈指可数。
离开哈尔滨的俄侨回到苏联的很少，大多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以色列。
偏脸子地区二战以前的建筑很难见到了，仅存的一个小教堂，位于新阳路160号，临街而立，复临安息日会教堂。复临安息日会是基督教的分支由美国人创建，信众极少，但即使如此的小众信仰在当年的哈尔滨也有立足之地。该教堂修建于1924年12月，在这里屹立了90多年，1966年被红卫兵削掉了顶端的尖头，1980年代又恢复了那个尖头，但1966年之前的尖头是简单的四面体，现在的尖头搞得有些复杂。
穿过偏脸子的新阳路1933年修建，原名叫“大同路”，1958年之前新阳路两边是单行的石头马路 路中间隔离带是宽阔的绿地和树林，1958年之后将隔离绿地改建为柏油马路走汽车，两侧石头马路走马车，1978年道路拓宽取缔石头路面形成现在的宽阔柏油路面。
新安埠与地包小市
1917年十月革命，大批俄国平民和战败的沙俄军队士兵逃来哈尔滨，四处流浪，居无定所。1920年，哈尔滨俄人自治会在地包下坎儿，安心街以北，安义街、安信街一带构建了2000多间简易的俄式平房，廉价出售给俄国难民居住，以应急需，称永安埠，后警察厅将其改称新安埠。
新安埠紧邻偏脸子，俄国侨民自发的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市场，摆地摊叫卖从俄国带来的旧物，满市场高叫“打啦也惜”（俄语旧物），旧衣服、旧鞋子、旧工具、旧箱子、旧枪、旧刀及旧皮水桶等，无所不包，后来中国人也参与进来变卖旧物，市场日渐扩大。
据《远东报》1921年1月26日新安埠商家调查：“地包下坎近经警察名之为新安埠，其所有商号据查所得大小共一百五十四家。”当然，这不包括街道两侧高叫“打啦也惜”的地摊儿。
哈尔滨人称其为“地包小市”。
我同学的姥爷那个年代就在地包小市摆地摊，贩卖旧皮鞋，姥爷那时是年轻人，和大部分哈尔滨人生意人一样会说流利的俄语，每天以很便宜的价格收购老毛子的旧皮鞋，回家清理干净打油擦亮后摆出来卖，能赚到好几倍的利润。偏脸子一带的俄侨按民国政府说法属“贫寒俄民”，按当今政府的说法属“低端人口”，这些人多有酗酒习惯，夏天卖掉皮鞋棉衣等换酒喝，冬天冷了再打工赚钱买旧皮鞋旧棉衣穿，同学的姥爷就靠这个行当谋生，几十年，养活了老婆孩子，每年还要给山东老家汇钱买房买地，到土改时成功地把老家人的阶级成分升级为地主，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啊。
老哈尔滨人把这类赚俄国人钱的行当自嘲为“唬老毛子”，“唬老毛子”也是哈尔滨人的俗语，意思是“你在骗人”。
直到1960年代地包小市儿还很热闹，后来随着计划经济的管制，市场消失了。
记得家里的铁制儿童床就是1960年父亲带我在地包小市买回来的，当时价格15元。不知是哪国制造，极坚固，1960年代两个弟弟在那个床上长大， 1970年代邻居的三个孩子在那个床上长大，1980年代姐姐的孩子在那个床上长大，我的儿子1990年代也在那个床上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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